余华：怀念跟莫言电话聊天的时光

余华

　　跨年之际，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团市委、建邺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新华之夜·青年之歌”第五届南京跨年诗会在新华剧场举行，12小时不眠不休，用书香诗韵迎来新的一年。来宁陪伴读者的著名作家余华，分享了自己喜爱的文字。而前一天迎着飞雪赶到南京的余华，一下火车就跟本报记者聊了聊。现在生活中充满诱惑令他感到疲惫，他反而怀念那些与莫言一起写作，电话聊天的时光。

　　文|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楠

　　摄|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陈俨

　　余华很少接受采访。他说，一个作家一旦到快60岁，基本上说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所以不想再说。关于爱情故事，余华也说，“这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隐私，不愿意对外说。”

　　余华大概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聊天对象，他有时候很犀利，甚至会直接拒绝。他告诉记者，自己并不喜欢接受采访，去年登上央视《朗读者》忆故乡回顾童年，据他说是一个“例外”。“其实拒绝的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比较厌倦。重复的话说了十多年，作家也不可能每天都有新的话出来。可能那个对你过去比较了解的读者，一看就知道，你又说过去说过的话了。但是对你不了解的读者觉得比较新鲜，其实不是，都是老话。一个作家一旦到快60岁，基本上说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所以不想再说。”

　　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其实在这个文学摇篮里，诞生过不少知名作家。严歌苓在回忆鲁院时光时就笑说，余华大概是他们班最擅长追女孩的。对此，余华也笑说，“跟严歌苓同班的时间很短，她一个学期不到就去美国了。可能因为我追了我们一个同学，然后我们结婚了，所以她这么说吧。”但对于那时的爱情故事，余华说，“这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隐私，不愿意对外说。”

　　飘雪的南京很冷，余华想起2003年在哥伦比亚广场跨年的情景，一群诗人在朗诵，来了一万多听众，一点也不冷。之所以会心心念念那个场景，是因为余华每年去国外，却觉得跟国外诗人的交流并不深入。因为语言不通，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偶尔聊几句，甚至互相都没有读过对方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肯定不如母语国家，在国外会遇到各种障碍。”余华说，有点遗憾的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大多是想了解中国的读者，而不是纯粹对这个作家，或者这部作品感兴趣。但余华说，不用焦虑，国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在亚洲国家，对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是印度作家，除才华横溢之外，跟他们直接用英语写作也有关，不存在翻译问题，因此很多地方都能传播。而日本老一代作家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进入西方社会时已经备受认可，到村上春树可能已经历经好几代，前面的作家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而我们是第一代闯天下的，莫言80年代末就出去了。经过很长时间积累，读者会慢慢多起来。现在看来，当年无声无息的状况已经改变，我去法国和意大利，就发现年轻一代作家像阿乙的书摆在书店里。”

　　许多人都知道余华放弃做牙医转投写作的故事。余华曾在他的散文中这样写道，“因为不想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5年牙医生涯，大概拔了1万颗牙，实在是不想再拔了。”记者问他现在会不会给自己看牙，他笑说“也会”。

　　“写作和人生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即将来到的2019会发生什么。”余华《活着》的主角福贵一生都在与死亡纠缠，《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则为了卖血不断去医院。由于父母都是医生，从小余华已见惯生死。

　　跨年诗会上，一位女大学生问，“写出《活着》后又过了这么多年，再回头看，能不能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余华回以一则发生在二战时期纳粹俘虏营的故事，“《活着》只是告诉人们一个看似浅显却很深刻的道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最近到处走的状态，令余华感到疲累，想停下来休息。“昨天在杭州，到今晚坐火车到南京，一直在忙各种事情。这肯定会影响写作，时间被切碎了。”吐槽让他逐渐放松下来，余华说，“写作最好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而且最好是让生活变得极其无聊。生活中没有任何诱惑，才能够把写作的激情延长一些。而在今天的中国，生活中到处充满诱惑，像我们这种意志薄弱的人经常被诱惑出去。真没有办法。”

　　从前生活简单的年代，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莫言写《酒国》，恰好是这两位北京鲁迅文学院同窗惺惺相惜的年代。“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就用柜子隔开。等我在北京写《许三观卖血记》，他已经在山东高密写《丰乳肥臀》了。那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就瞎聊天，因为我们都没人说话，无聊。”余华也给莫言打电话，很长时间没人接，后来突然听到一个大喘气的声音。原来他码字之余，在院子里跑步。“写作对体力的要求很高，还好我比他年轻五岁，可以不用跑步。”两个人的友情一直延续，莫言得诺奖，余华也是第一时间短信祝贺。

　　余华写作没有固定时间，吃饱睡好就能写。“吃饱比较容易解决，但睡好很难，每天总是觉得差一两个小时。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往往会两三天睡不着，有时候为了把睡眠找回来，在床上躺到天黑，那一小时还没回来。我就会停下来，身体跟不上。”

　　“影视有时候会起到坏作用，所以轻易不要改编。我不希望别人改编我的作品，我失去的是读者，并没有什么好的。”

　　早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等小说以对人性尖锐而冷酷的审视引人注目，在文学观念、审美姿态、叙述方式上对传统文学形态构成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人物作为欲望的符号使叙事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欲望呈现为暴力，而暴力的结局必然充满恐怖和死亡，我们就不难理解余华作品中充满暴力和死亡。评论界认为，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鲜明而深刻的转型，先锋的气质与人性的温暖的叙事和人道的情怀相融合，先锋小说与现实生活、普通读者的距离被拉近，余华的小说开始成为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品。

　　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余华进入一个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把人物的结局写那么惨，“我也不知道，构思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但写着写着就这样了。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作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既是他，又不是他。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必须有同情和怜悯之心，这会使他笔下的人物，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余华凭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他并不担心小说创作与现在的年轻人产生隔膜，事实上去年《活着》还以“长红”销量，获颁出版社颁发的“超级畅销纪念奖”，创造当代纯文学作品销售的奇迹。最新小说《第七天》获得2018年意大利Bottari Lattes文学奖。

　　不少资深粉丝认为，张艺谋电影《活着》是余华小说成功影视化的例子，也好奇为何他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余华认为，“张艺谋改编电影的小说不是只有《活着》，但是在中国大陆销售超过一千万册的只有《活着》。反面例子也不是没有，《解忧杂货铺》去年疯狂销售400万册，但电影版上映后，销量迅速下降，主要是口碑差反而影响小说。所以，说《解忧》烂，其实说的不是小说，而是电影。一部小说要达到那么大的销售量，主要靠口碑，所以口碑下来，销量也就下来了。”他对影视产业有着自己的洞察，“影视有时候会起到坏作用，所以轻易不要改编。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坚决不允许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我也不希望别人改编我的作品，我失去的是读者，并没有什么好的。除了像张艺谋这样的顶尖导演，这个产业中间一块的人才缺得厉害，且素质并不高。”

　　余华还说，好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并不那么容易，但一般的小说改编成好的电影却要容易些。像李安导演可以把两部短篇改编成《色戒》，但未必所有导演都适合。像贾樟柯就适合做原创，你要让他改编别的，反而会觉得受拘束。平时余华很爱看电影，他说很少进电影院看，但去年有意外惊喜，来自是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

　　现在仍有不少人找余华谈版权，但余华说，“不是我不同意的问题，而是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兄弟》也好，《许三观卖血记》也罢，买了版权，你拍完怎么播？三五年后版权还要过期，所以我常建议他们，不要买。”

　　快问快答

　　Z=扬子晚报记者 张楠

　　Y=余华

　　Z 现在什么样的题材会引起你创作的冲动？

　　Y 很难说题材有什么重要性，可能一个很小的冲动会变成很大的作品，也可能一个很大的构思，最后会放弃，不会再写。

　　Z 您拒绝手机阅读吗？

　　Y 我觉得挺好，原来上网三四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现在有了手机客户端，我早上起来看半小时，晚上睡觉看半小时，看看发生了什么。比较感兴趣的是体育、财经类新闻。很多年前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每天都看标题和提要。娱乐新闻从来不看。

　　Z 您会感受到纸质阅读受威胁吗？

　　Y 纸质阅读还是比较普遍的，我儿子90后去美国留学，kindle下载了好多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就这样读完的。但回到北京，他再也不用，觉得阅读纸质版书特别好。电子书在中国当然在增长，但我看到好多年轻人，告诉我愿意读纸版的。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30年前就这样说了。这样论调说到现在，全世界的出版社都在抱怨，他们的国家的人不读书，可那些出版社只要不倒闭，就意味着还是有不少人在读。

　　Z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太忙碌，没时间看书？

　　Y 嗯。我儿子说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读完，我说这太好了。你要是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毕业，那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学校都要伟大。他跟我说他担忧，可能30岁以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了。我说是的。你现在20多岁，刚好是读书最好的时候。

　　Z 儿子读过你的小说吗？

　　Y 都读过。他原来小，读我的书时还没有提意见。我写《第七天》已经长大了，提意见，其中有几个我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