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钢琴演奏家郎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
我五岁立志成为世界级大师
本报记者 郭珊 实习生 刘霞
他被称作世界上最受瞩目的新一代钢琴演奏家。3岁学琴，5岁即在沈阳钢琴比赛中获第一名；13岁时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1997年，他获美国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奖学金；2002年，年仅20岁的他成为第一届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得主。
这个男孩就是有着钢琴“彗星”之称的天才音乐家郎朗。如今，这个疯狂喜欢ＮＢＡ的年轻人和他的偶像姚明一起，常会被美国的媒体同时提及。
郎朗成名之前求学北京的经历与轰动一时的陈凯歌电影《和你在一起》不无相似之处：对儿子要求极为严苛的父亲牺牲了自己奋斗一辈子的事业和前程，陪同儿子尝尽漂泊异乡的酸甜苦辣，最终又陪着儿子赴美深造。
郎朗从普通孩子到年轻的国际钢琴大师的传奇经历，和当年“哈佛女孩”刘亦婷的事例一样，燃起了多少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心里的梦想。郎朗是如何被塑造成国际钢琴明星的？郎朗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中西钢琴教育的？今晚即将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亮相的郎朗，昨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第一部分
“琴艺没进步，我可不敢回来”
记者：您旅美多年，这次回国巡演有什么特别感受？
郎朗：这是我旅美7年后，作为职业钢琴演奏家首次回国进行五城巡演。此前在北京、香港、上海举办的音乐会都是我在当地首次个人独奏音乐会。这次回国很有幸跟国内知名乐团合作，感觉国内观众更加亲近。这次合作的乐团，例如中国爱乐乐团已经颇具国际水准，而我自己这7年在琴艺上也不断进取，不然也不敢回来。
记者：您对自己的新碟《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有什么看法？
郎朗：这是我在国内发行的首张大碟，曲目是由我自己随意挑选的，与我合作的指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芝加哥交响乐团是1999年令我在欧美钢琴界“出名”的乐团，因此我认为这张碟是高水准的。曲目结构设计也很有创意，其中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是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回顾青春，纯粹的俄罗斯风格；而门德尔松的曲子则是一个年轻人在展望未来，典型的德国风格。让不同风格、不同音乐感受形成对照，这样的设计是个创举。
记者：曲目广博是您的特点之一，这是什么因素造就的呢？
郎朗：这也许是由演奏家的个性决定的吧。有些钢琴家在单方面特别有造诣，而我对新事物特别感兴趣，希望能把音乐会做成电影那样，把两个小时分成几个单元，各个单元用不同风格的曲目形成对比，显示创意的阐释。其实，到上个世纪，钢琴家们仍然是全面的，只是到了这个世纪，各行各业的分工更加明确，各人发展各自的专长。但是我个人认为，音乐还是丰富的好。
记者：您自己对演奏曲目有没有偏好？
郎朗：应该说没有，我认为演奏是在完全尊重作曲家本意的基础上再融入个人理解进行的。例如，这次我加入ＤＧ后的首张大碟中，老柴是长老级的大师，门德尔松是半古典半浪漫的风格。马上在纽约推出的以100万美元制作的ＤＶＤ，其中上半部分是海顿、舒曼、舒伯特的曲子，下半部分用的是谭盾1978年创作的《八幅水彩画》，冠以“家”的主题，还有由莫扎特的歌剧改编的李斯特的《唐璜》，将长篇歌剧高强度压缩成15分钟的钢琴，极具艺术性而又富有层次和活力。另外我还将与父亲合作，用钢琴加二胡演奏《赛马》，其中的场景很有戏剧性。
第二部分
“音乐教育只重比赛，学生很难成音乐家”
记者：能简单谈谈您幼时学琴的经历吗？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心成为钢琴大师的？
郎朗：我两岁的时候，家里给我买了钢琴，从那时开始听录音，内容十分广泛，从西方名曲到中国民乐都有，父亲想从不同角度来启发我。开始学琴时只是抱着游戏的心态，那时候看了《西游记》很有感触，就把它化成音乐弹了出来。那时的黑白琴键对于我来说就跟变形金刚等玩具一样。5岁的时候我参加演奏会，从此喜欢上演奏，并认真地下决心要成为世界级大师。
记者：您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在钢琴方面是个天才吗？您觉得国内音乐启蒙教育与西方相比如何？
郎朗：我学习速度很快，一个星期能背诵好几个中外曲目，我是背完谱后再弹，而不是看着谱练琴。那时我练完琴就去玩，不像现在的孩子都说“喜欢钢琴，但不喜欢练琴”。年幼时可以只接触经典曲目的片断，长大了再完整化，长时间练一个曲子会让小孩子厌倦，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很短暂的。不断更新曲目，练习才会有乐趣。我在沈阳师从朱雅芬，她曾在英国学琴，她让我练习巴赫的那些和声和调式等很有利于开发脑力的曲子，给我打的基础非常好。
中国国内的音乐基础教育是无懈可击的，甚至比欧洲或美国任何一所音乐学院的教育还要专业。但在西方，你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深层内涵，你可以真正认识什么是古典音乐，你不仅仅在学习音乐，你更是在学习那种文化。我希望现在学钢琴的孩子能从不同的路子发展，不要老想着考级之类的目标，而是要用心来学琴。中国的音乐教育似乎重在比赛，为了比赛而学习，这是和西方不同的地方。这样很难使学生能够成为真正的音乐家和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记者：您认为在古典音乐界，机遇对成功来讲有多重要？要想成功除了机遇和实力之外，还需要什么？
郎朗：机遇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力，靠几首曲子成名或者走极端个性化的路线成名都是短暂的。欧美的演奏会都是很高水平、极具挑战性的。每两天一场演奏会，每天都要用新的观念看作品，将文学作品、诗词、电影、当天的经历感受同它们联系起来。
成名当然不能只靠天赋、刻苦或者机遇，还需要有个性。对于一个演奏者来说，你需要通过音乐和人们交流，你需要理解、尊敬身边的人，多多向他人学习。
第三部分
“我经常告诉自己，要记住你从哪里来”
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您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做了不少工作。您在诠释和理解东西方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郎朗：东西方的文化毕竟有差异，但是音乐没有国界，它是多彩的、抒情的，这种美妙的感觉令我感到，惟有音乐才能捕捉我的全部灵魂内容。音乐已经存在，我们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情感和激情将它表现出来。
我回国表演，目的不只是要在中国做音乐，而且是要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让他们尝尝中国人的厉害，将实际上很强大的中国文化向世界散播。西方经典，例如莎士比亚戏剧等素材都被西方大师化为音乐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化成歌剧，化成钢琴独奏曲，化成音乐艺术。音乐形成了俄罗斯学派、德国学派等，现在是时候发展中国学派了。以后我的演奏、唱片都会带一些中国古典音乐，而且会给它一个突出的位置，例如下半场以中国乐曲开场。以前我这样做效果都很好，西方观众都觉得很惊奇。
我小时候每周背诵的曲目里都有一首中国乐曲。而且当时爷爷吹口琴，父亲拉二胡，我也会参加家庭表演，另外也从他们的排练中学习和感受中国音乐。我经常告诉自己，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从哪里来，无论你获得了多大的成功。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像你、陈萨、李云迪这样的少年天才，外界甚至称之为“中国钢琴时代”。国内媒体经常将您同另一位钢琴神童李云迪相提并论，您是怎么看他的？
郎朗：我没有看过李云迪现场演奏，他在德国去过我的演奏现场，当时我们交换过联系方式。我知道他是弹肖邦的，而我更追求全面，从古典到现代，不拘于某个风格流派，全能性演奏家就是我的目标，所以有人用霍洛维茨与鲁宾斯坦的结合来形容我的特点。李云迪在亚洲的观众基础好，我也衷心希望他在欧美能成功，因为欧美目前毕竟是古典音乐主流市场，更具挑战性。
记者：您认为签约公司对艺术家以时尚流行的方式加以包装合适吗？
郎朗：最重要的还是演奏，是实力，包装只是额外的。
记者：你现在一年有很多商业演出，对于这种四处为家的“流浪”生涯，你会感觉到疲倦吗？你怎么平衡演出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郎朗：我参加很多音乐会，在世界各地巡演，有时觉得真的很乏味，因为大部分时间在飞机上度过！但是，当我坐在台上全神贯注地弹奏时——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成为一名音乐家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你可以忘记所有的事，只是弹琴，你只记得你喜欢做的事。
记者：除了练琴您平时生活中还有什么爱好？这些爱好对你的艺术有什么影响？
郎朗：我特爱看电影（在家看碟）。虽然不直接影响触键，但有利于对音乐行板的理解。艺术都是相通的，例如中国诗歌就很适合反映印象派的作品。
记者：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
郎朗：首先争取能够常年保持现在的路线，例如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奏，同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等等，其次是要发展新一代观众，例如在学校里上课，在电视上演奏等。之前我在美国ＮＢＣ电视的“今晚秀”节目中演奏古典作品，将难度大的古典曲目加以生动的、现代的诠释，将观众带入幻想，就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要用创造性的构思，将中国民族的热情通过旋律现代化的方式展示给世界。之前我7年的精力都投放在欧美，目前我的碟连续5周排在欧美古典榜第一位，这次能利用这20天放假时间回国巡演，是一次很完美的活动。此外，我还会参加一些社会慈善活动。不久前我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弹琴，他希望我能担任联合国儿童大使，这件事10月份会定下来。
链接
郎朗成名之路
郎朗是目前在国际音乐界最知名的中国钢琴家。他1982年出生在沈阳，3岁开始跟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朱雅芬学琴，5岁即在沈阳钢琴比赛中获第一名；13岁时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1997年，他被享有盛名的美国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录取，师从院长加里·格拉夫曼。
在1999年8月的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上，郎朗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美国钢琴家安德列·瓦茨登台，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从此一举成名。2001年郎朗在著名的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个人首演。同年6月，郎朗参与了费城管弦乐团成立100周年亚洲巡回演出。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录制唱片的中国钢琴家。
2002年，郎朗被《华尔街日报》等国外媒体誉为“最能改变世界的20位少年”之一、“一位真正的诗人——100万人中才有一个的天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