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事录

　　焦雄屏专栏

　　从巴西国际电影节做完评委后，我匆匆赶至美国耶鲁大学，原因是该校的电影系举办了台湾新电影研讨会，这是台湾电影正式进入美国学术界的重要里程碑。

　　事实上，这已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同一主题的研讨会，去年，在美国出版了十数本教科书的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博德威尔也举办了一个小型台湾电影研讨会，当时只放了几部片子，从台湾请了吴念真和我参加。

　　耶鲁大学举办的这次研讨会规模大了很多，参加的人主要都是从各地名校请来的研究台湾电影的教授，台湾只有我与陈国富。但是美国的名人有许多，包括后现代主义大师詹明信（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内地译名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大导演李安，以及现在已是美国独立制片成功的楷模詹姆斯·沙姆斯（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ａｍｕｓ）。此外，年青一代研究华语电影出名的周蕾（布朗大学）等，都是当今电影学术界的明日之星。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日也来另一处演讲，耶鲁长春藤盟校一片枫叶秋红美景。这里是出美国总统最多的高等学府，处处是全美最聪明的精英，当然也有许多是有钱贵族，或名流明星（如茱迪·福斯特就读于这此地电影系）。校园里一片寂静，比起我刚离开的热闹嘈杂的巴西圣保罗，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坐在古老的惠特尼人文中心听研讨会，听大家翻来覆去的讨论侯孝贤、杨德昌，以及我们十多年前发动的“电影宣言”，忽然恍如隔世。过去我们为之奋斗的是台湾电影被重视与否？政府支持与否？舆论打压与否？如今台湾电影站在国际舞台上，侯孝贤、杨德昌都被称为大师，并且劳架国际上最顶尖的文化大师如詹明信来研究他们。然而，台湾电影正面临着败亡的地步，政府欠缺对策，任由好莱坞电影全面攻陷台湾市场（台湾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去年只剩0．3％），加上台湾观众对台湾电影只重国际影展，拍得过度个人化及其高蹈倾向不予赞同，使台湾电影内外有两种极端的反应。

　　话虽如此说，我仍对研讨会主办人安德鲁（Ｄｕｄｌｅｙ　Ａｎｄｒｅｗ）教授充满感激。此公名满学术界，出过一本《电影理论》的经典教科书，当代名校扛鼎理论研究的重要人物许多均出自其门下，包括我自己的指导教授夏兹，以及博德威尔等人。安德鲁虽桃李满天下，但驻颜有术，奔来跑去，看上去只有四十余岁。有趣的是，来此参加台湾电影研讨的，多半是年轻的大陆学者，如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杜克大学的刘康，耶鲁的刘辛民，伊利诺大学的徐钢，圣地亚哥大学的张英进。香港的有浸会大学的叶月瑜（台湾去的），还有布朗大学的周蕾。真正有台湾背景的只有哈佛大学周成荫和科给特大学的孙宓，不过两人都是在美读高中及大学的。此外尚有西方人，如华盛顿大学的柏右铭，佛罗里达大学的罗鹏，以及杜克大学的罗森教授。

　　詹明信到底是学术界大佬，他的演讲吸引满座的金发碧眼学子，都坐在那儿听他分析他们可能全没看过的台湾电影。但最有趣的却是李安旋风，当李安赶来与我的老友罗森堡（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对谈时，整个戏院挤满了人，走道上，舞台下，还惊动警卫不断赶走仍陆续赶来的晚到的观众：“全满了，没位子了！”警卫无奈地对着一脸期待的观众。我现场见识到李安的魅力，主持人将最后一个问题赏给奋力趴在窗台上从外面听对谈的观众，赢得全场如雷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