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苏有朋的次数不少，不过这次有点特别——既不是因为电视剧也不是因为唱片，而是因为他写的那本书《青春的场所》。这本书回顾了苏有朋学生时代的苦与乐，笔触十分鲜活。由于这本书的关系，我和苏有朋的对话也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苏有朋读书的年代以及小虎队时期。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本书和你以前出版的《我在建中的日子》是同一本书吗？

　　苏有朋(以下简称苏)：对，现在新加了一些内容和照片。去年台湾的出版社要再版这本书，所以想到在内地也做一个正版的发行，听说之前有不少盗版的。我回去找了以前建中的谢老师，我们聊了很多东西，都加在里面。有些内容是台湾版没有的。当时写这本书是在大学的时候，回顾我的中学时代。

　　记：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本书？

　　苏：是出版社的要求，也许他们觉得我的那段经历很值得和大家分享吧。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想法，我也没有主动想过要出书，要当作家。其实我的记性也不好，时间过久了就忘记了，幸好他们叫我写的时候刚刚考完大学一两年，要是现在回想可能都不记得了。

　　记：你在读书的时候，最快乐和最黑暗的日子是什么？

　　苏：在加入小虎队以前我是一个书呆子，书读得很好，蛮快乐的，可以享受到名次的挑战，以及战胜人家的感觉。高一加入了小虎队，功课就开始倒数了，那算是我的黑暗期。

　　老爸曾反对我加入小虎队

　　记：你妈妈鼓励你加入小虎队，是因为你性格太内向？

　　苏：因为我是书呆子嘛，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干什么。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也有明星梦，我崇拜的偶像是麦当娜，还有日本的少年队。我就去应征节目助理，后来加入了小虎队。但是我爸是反对的，他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大男人，他觉得男人要靠脸去吃饭，真丢人。他认为儿子书读得那么好，应该去考大学。我妈比较开通。她知道我喜欢音乐，她就跟我有个协议：一定不可以影响功课。那时有个节目叫“青春大对抗”，周六中午播放。我妈妈很有心机，就在中午不经意地跟我爸爸一起看，然后说：“这个节目不错啊，形象很清新，内容很健康。”爸爸就点头，然后看着看着发现：咦，儿子在里面！后来他就同意了。

　　记：但你的功课还是受影响了？

　　苏：是啊，我初中的时候都是第一名，很少第二，上了高中就很少脱离后五名。

　　记：那时候好像都没有时间写作业？

　　苏：是啊，上课都要打瞌睡。小虎队有一个全台湾的巡回演出，每周六一场，周日两场。周六中午一下课，公司同事就来接我赶飞机，表演完了周日晚上回来。然后我就在学校里从周一睡到周五，因为体力恢复不过来。

　　记：成绩一直倒数，却又考上好的大学，是不是一个奇迹？

　　苏：当年联考的压力的确很大，大家都看着我，我是“乖乖虎”嘛，形象很好。我就跟公司协商，最后完全停止工作，休息一年，专心念书。

　　记：那你休息了，等于小虎队也要休息了？

　　苏：对，那时候公司坚持一点：就是小虎队要三个人同时出现，不像现在F4可以分开，老板要严格维持一个团队的形象。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去拍了一个电视剧。

　　记：那么他们俩不会怪你吗？

　　苏：兄弟嘛，他们也知道我没有办法啦。

　　差点当了机械工程师

　　记：后来你休学去英国，在干什么？

　　苏：没干什么，放逐自己，找方向。当年一路走来，“乖乖虎”给我的包袱很大，大家都期望看到那个又会玩又会念书的苏有朋，我休学的冲击很大。我也没有能力面对大家的眼光、舆论的压力，而且说实在话，那时候我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一个出道六年的偶像，他的新鲜感已经没了，那时我挺彷徨的，所以决定到国外去。

　　记：其实你都念到大三了，怎么就不坚持一下呢？

　　苏：当时我考上的是机械工程系，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在排行榜中很靠前的科系，才对大家有一个交待。最后，终于考上了机械工程系。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要念的东西是我从小最差的，比如美术、工艺、制图。大一下学期我和几个同学决定转系念企业管理，企管是很热门的科系，结果我和同学去修了企管的学分，反而机械的学分都没有修，但是转了两年都没有转过去，机械系也毕不了业，因为我很多学分没有修。

　　记：为什么没有拿出当年高三的劲头再拼一把？

　　苏：有啊，我一直都很拼，拼了两年，我觉得这样念下去很痛苦。外界都觉得我应该是个“超人”，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压力真的好大。最后我觉得，我这样撑下去，即使拿到一个文凭，就代表我将来要当一个机械工程师吗？不是，我只是满足大家对“乖乖虎”的想象，拿文凭给大家一个交代，可是我自己非常痛苦，所以最后做了这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叛逆的事情。

　　一个人在英国高烧了三四天

　　记：在英国呆了几个月，觉得调整得怎样？

　　苏：那时候挺好玩的。因为年少成名，一直受到保护，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不独立，我不服气，就决定自己闯闯。从英国回来我出了一张专辑《走》，歌词说“鞋子坏了换一双”，那真的是我的经历，我自己背着包，也不去看地图，就往陌生的地方走，一直到把鞋子走坏了。

　　记：一定也会有很多困难吧？

　　苏：也吃了不少苦头。在那边扁桃腺发炎，高烧好几天不退，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的英文不好，到医院讲了半天也没治好。那时候我嗓子痛得连吞口水都困难，更不用说吃东西、喝水。当时我躺在床上心想，完了，我要客死异乡了。

　　记：没有打电话跟朋友求助？

　　苏：没有想过。后来高烧了三四天之后，突然有天晚上，睡到半夜发了一场大汗，病自己就好了。

　　记：旅途里还有什么好玩的事？

　　苏：很多。我去了爱丁堡，那里的口音更重，我根本听不懂，就自己乱逛，还拿相机拍他们的坟墓。

　　记：你不知道坟墓是不能乱拍的吗？

　　苏：我现在知道，那时候都不懂嘛。反正就是乱逛。还去了他们的二手市场，并且乱买东西，带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衣服和一大箱的CD回来，蛮好玩的。这些经历我在《走》那张专辑内页里写到过，还画了地图。

　　记：你现在为什么不把这个游记写出来？

　　苏：但是年龄越大我越不敢写，那时候我想：哇，我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觉得自己很独立。现在大了，我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写出来多丢人。

　　记：青少年朋友尤其是你的歌迷对你这段经历一定很感兴趣的，而且这个经历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不是吗？

　　苏：我觉得出去走走挺好的，很有收获。那时候不能转系，我觉得我的世界整个都垮了，不知道未来怎么走。可是在外面我才发现，很多年轻人真的是休学一年在外面资助旅行、游学，回去以后这些经历在他升学的时候是加分的，人家的升学制度真的非常灵活，他们鼓励学生到外面多看看，增加生活经验，可是我们不可能。那次回来，我发现，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小小空间，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多出去走走，看看别人想些什么，是蛮重要的。

　　信报记者唐峥／文陆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