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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我觉得中国人也挺奇怪的，大多数中国人不奇怪，就是一堆冒充懂电影的人挺奇怪。”摄影：《新京报》记者 储璨璨
首席制造者访谈冯小刚制造之
走向国际有那么重要吗……我的影片光把自己民族的观众服务好了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冯小刚谈产品出口
看这部电影甚至会有点恐惧……它是一部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影片，像日常生活一样。——冯小刚谈最新产品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是一类的，是编出来的；《一声叹息》和《手机》是另一种类型。——冯小刚谈产品换代
走进冯小刚工作室，电视台的同志正在为冯导录像，我有点兴奋地等待着。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是这两周以来开放媒体采访后第Ｎ个记者了，所以一些相同的问题就不用问了。比如……”啊！我有点忐忑，他还有热情和耐心吗？
门开了，冯导穿着大红色的休闲夹克朝我做了一个欢迎的手势，重又点燃了我的热情。坐在他对面，开诚布公地把我的想法及主题说给他听。他认真地点点头，说话慢条斯理，甚至有点害羞，不敢直面我咄咄逼人的目光……两小时后，我心满意足地与他告别时，发现他泛黄的脸似乎更黄了，瘦弱的身躯也更加疲惫。那个因慷慨激昂向电影改革提意见的冯导看似偏激，对有些事却是这般体谅。
冯小刚是中国很难归入第几代的导演，但没人不熟悉他的作品，那些简单别致的故事、幽默风趣的对白，总让人记起在年终笑得前仰后合的开心场面。今年《手机》来了，千万不要怀着经验的揣想去看，因为冯导永远都不会被大家循规蹈矩的想法牵绊住。不信？这也是我的期待。
最新产品：《手机》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手机》会否因为筹备时间最长质量也最高呢？
冯小刚（以下简称“冯”）：得益于刘震云很认真、有责任感，试片的时候剧组去了五六十人，去了北京西边的山里，当时赵非站在一个山顶上，爬上去找了一个全景，所有机器都抬上去，忽然赵非又发现另一个山顶，然后所有人所有机器又全“跑”到那，他想了很长时间又回到原来那个山顶，这时刘震云在我旁边说了一句话：“你看一个编剧如果是瞎写的一剧本，那你是对这么多人的劳动不负责。”为了拍你的戏，人家要搬着这么多东西翻上翻下，而且还要快，没水喝，他有这么一种深刻体会，所以他这剧本反复修改，力争做到最好。
南都：有没有想过要突破以前的一些框框？
冯：关于突破这事，我与葛优、刘震云都聊过，但这属于私心杂念的，如果每人都打这样的小算盘的话就拍不好，所以我们仨达成共识，这个剧本题材用个什么样的办法帮演员贴得更近，如果这次你看到影片的结果是有转变的，那是剧本决定的，不是刻意的。
南都：是否这种类型片不应颠覆一种模式？
冯：不是，你可以颠覆但不要是做作的，不要是人为的，而要根据剧本需要。
南都：你认为《手机》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冯：我这次比较平静，不像前几年一到影片上映前就有种迫不及待的冲动，现在投资也回收了，不靠票房回收，没压力了，对制片人很说得过去，再说拍得多了，也觉得它就是一部电影而已，你还要继续往下拍，这部电影就算拍了5亿票房，难道你不拍了？还是得继续拍。只是票房高点会高兴点，不好了也别赖别人或别的因素，你就回去总结，一定是你的判断出了问题。在创作过程中我很多处与刘震云争，他强调静水深流，我说电影不能完全是这样，我们互有妥协，这也是对我俩看法的一个检验。当然还是对这部片有些许的期望和惦念，影片的面世毕竟和前几部不一样，也想看一下观众对它的反应。
南都：这部影片对你个人的事业有重要意义吗？
冯：不会有质变，就是量的累积。（你老在采访中说这不是完全的一部喜剧？）因为制片人老要把它包装成喜剧，从我来说要诚实，看这部电影甚至会有点恐惧，同时里面有很大的幽默感，它是一部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影片，像日常生活一样。
南都：有人看过剧情后说它是贺岁版的《一声叹息》？
冯：跟贺岁这事是八杆子都打不着。就是用了一个贺岁档期，这么看就对了。婚外情的影片很多，比如说《危险关系》和《一声叹息》就不一样，还有《克莱默夫妇之争》，它还是不一样。它是一部关于说话的电影，是拍出来的，大家还是要去看。我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我不太相信媒体，把一部影片说得天花乱坠，我希望观众也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自己去判断。
南都：是否保持了以前你的影片的语言风格呢？
冯：我以前的（影片）语言风格就是从生活里来，略有提炼，现在也是。但我过去的东西不同人物说的是一种话，单听很生动，张三李四都这么说，形成很生动的语言环境，《部的故事》是典型的，刘震云的剧本既有这个，也有新意。
南都：今年号称是电影改革年，在《英雄》去年创下票房奇迹后，你现在对《手机》的票房有预期吗？
冯：没有，我还是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在《手机》身上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但它会让你感觉挺好的，就是中国观众要调动起积极性和防盗版，防得好的话，票房真的会很高，不过《手机》能给我像《英雄》那样五周的档期、又没有盗版的话，过亿应该可以，但现不可能，因为只给一周的档期。
主打市场：中国
南都：语言是你认真追求的特色吗？
冯：语言很重要，我们的生活如果不说话拿眼睛互相看、靠形体，我想表达我的感情那得跳半天的舞，还不一定弄明白了，要想骗你就更难了，人类在掌握说话之前用的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进步很慢。之后交流就容易多了。
南都：但语言似乎也阻碍你的作品走向国际？
冯：走向国际有那么重要吗？我真不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中国有十几亿人，我的影片光把自己民族的观众服务好了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这儿一大堆人都不待见你，你弄一堆外国人，他们更不了解你！就像你能了解英国人想什么吗？都是表面的。所以你作为一外国观众看懂我电影了，算你有福气，看不懂是你吃亏，而不是我。成本在国内都能收回，没必要放弃我的观众做一些削足适履的事，没意义，会绑住你的手脚。我的电影是要与一帮成熟的观众在银幕上对话，我不能和一帮幼儿园的孩子在聊天，那多费劲。
南都：但在中国各地市场反应也不一样呀，像上海香港票房都不行。
冯：电影导演要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进入，像《教父》为什么拍得好，那么多人拍黑帮片，科波拉带着西西里的黑手党文化背景进入这么一个题材，而我是带着北京文化进入我的电影，就像弄成一道菜，好吃就必定要有强烈的风味，如果非要弄得谁都能吃一口，可能谁都觉得就那么回事。上海这地方其实是殖民地文化，追风，和北京不一样。
南都：我还以为你与哥伦比亚公司合作是想走向国际呢。
冯：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后来发现其实话语权不在这。我们是劣势文化，变成他们那样就要按他们的要求，他们拍天安门还过的是“面的”呢，你要拍得不符合他们这种认识就不行。可中国人现在生活不这样了。如果我们是强势文化，《一声叹息》这样的片没什么看不懂的，如果说英语，再换成两好莱坞明星，票房可能大多了。因为你首先看汉语就是看一新鲜，就别给自己找罪受了，犯不着。太工于心计地能怎么着？拍大片？是一大艺术家？那太受罪，得与失得权衡，我权衡之后觉得不划算。
固定搭档：葛优
南都：葛优似乎成了你的电影标志，但他凭你的电影又很难得奖。
冯：但有这么高票房说明观众对他是认可的，对他个人来说，拍了《蝴蝶的微笑》没上映，《卡拉是条狗》票房低，这几部贺岁片在成就我的同时也成就了葛优，他在做这事上得大于失。但我俩在一起没患得患失，合作挺愉快，当然葛优也是一位挺有上进心的演员，想有不同的尝试，比如他在《活着》和《霸王别姬》里都有出色的表演，但这些人想到他是因为《部的故事》，如果没有《编》也不会找他去演，另外葛优每次还是挺认真研究这角色，很难演好那分寸感的，像我的影片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穿梭，拿捏这个分寸，似是而非，很多演员做不到。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好像你演了喜剧就不深刻，你叫表演生动，但悲剧多表面呀，貌似沉痛，我觉得中国人也挺奇怪的，大多数中国人不奇怪，就是一堆冒充懂电影的人挺奇怪。
南都：你的影片角色给他们有大的发挥空间吗？
冯：当然有，但有一个情境，你要认同这个情境，他得一会是一美军，一会又脱了这衣服。你得接受这个假定性，表演又不能飞出去，得写实地演。葛优就是这样。甚至比演一部正剧都认真。
南都：像葛优、傅彪、徐帆、刘蓓啊，我们发现你成就的演员是否有种气质与你影片是契合的？
冯：应该说是互相成就。因为单方面剧本好，演员表达不出来没用。相反也不行，要共同提高。演员身上都有一种独特魅力，英达、傅彪、葛优也罢，还有范伟，他们越独特，在我影片里得到的就越多，徐帆却得到不多。
南都：徐帆虽然三次出演你的贺岁片，但感觉她还是不像你的影片捧出来的演员。
冯：是这样：比如《一声叹息》，《不见不散》、《大撒把》都是男性视角，女主角不如说是一女配角，《青衣》是女性视角的戏，她就得奖了。她拍那部片时我有感受，她天天与我通话还沉浸在那角色里了，我就跟她说，我可不是面瓜！（笑）
注册商标：贺岁
南都：你是否也因为命运的误会才走了拍贺岁片这条路？
冯：倒走出了一番广阔天地来，用刘震云的话说：本来是胡同里赶羊，现在改山坡上放羊了。
南都：你当时拍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时想过它会成功吗？
冯：会，所以制片人问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有啊，那他们就说你别拿稿费了，跟着分成吧。我要没信心就不会同意这个。
南都：它成功后是否坚定了你拍贺岁片的信念？
冯：这与张和平和韩三平有特别大关系，是他们俩提出贺岁片概念，正好把我这电影拿出来包装成那样，我就是个拍电影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拍，现在弄成我是一个……，是他们想弄，我就是一枪。
南都：等到拍第二部时是否已明确方向？
冯：对。自己也认了真了，上了道，但第二次就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而是拍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轻喜剧的，《不》与《甲》不一样。
南都：语言还是幽默。
冯：语言是长项，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电影台词多，谁规定电影得全是画面不说话呀，伍迪·艾伦的电影从头说到尾。拍电影没经验、规律可循，你要调出一堆经典影片来，惟一的作用就是导演会告诉你：此路不通，就算是你看黑泽明电影，收获就是黑泽明告诉你：小子哎，此路不通。你再按我这方式拍，没戏！你看伯格曼、阿巴斯的电影也是这样。
南都：是否第二部已找到卖座要素，所以仍找葛优来演？
冯：我跟他合作特别愉快，他适合演我的台词、人物状态，而制片人的考虑是葛优有票房，对我来说换一个人来演就不是那个意思了，演不出那种劲来。
南都：但你的第三部贺岁片《没完没了》票房从4000万跌到了2800万。
冯：这也证明我对那个故事不感兴趣，当时旁边好多人跟我说要连着弄三部，那时我却想拍《一声叹息》，结果生憋了《没》那故事，不光我、葛优都不想拍了，所以比《甲》少了1200万票房，但还好。
南都：《一声叹息》可以看作是你另一种风格的首次尝试吗？
冯：是。（票房2000万满意吗）还不错呀，没有葛优了，不在贺岁档了，不是喜剧，还是卖了2000万。
南都：我还以为是因为《一声叹息》的票房不好，你才又转回拍《大腕》了呢。
冯：《大腕》主要是有哥伦比亚公司参与，我还挺有兴趣的，与这样一个大公司合作，它是商业性的，也算是一种尝试，而且我觉得这节奏要变，我拍完《一声叹息》，别人以为我要继续走这条路时我就跳回去了，拍完《大腕》我又转到《手机》这了，我不能让人摸着规律，这是我在创造。
南都：自己改变风格是因为对贺岁片厌了吗，还是最初理想？
冯：就是老拍一种风格就烦，所以像《温故1942》那样的片，拍两部就得转，你看张艺谋也是在不断变，不想老拍《大红灯笼高高挂》。
南都：近两年一些拍艺术片的导演都转来拍商业片了，陈凯歌啊，张艺谋啊。
冯：商业电影也是艺术呀，这不应该怀疑。应该分大众和小众电影，拍商业电影的人不需要艺术修养、艺术手段？不是这样的，这肯定是一个误会。《黑客帝国》里的美学成就非常高。
南都：你认为冯小刚电影是否永远包括这几个含义：幽默、通俗、开心、好看？
冯：有两点是不可少的：幽默感和通俗性。不管多大的作品，不通俗都不是大作品，顶多是一件优秀作品。这两点要坚持，至于是否轻松可以讨论。
南都：有人评论你的电影不同于其他电影，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商品，你怎么看？
冯：当然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同时我觉得过了十年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这几年里，中国老百姓究竟是怎样的生活风貌，把我影片调出来就可以看到跟现在不一样。
南都：现在来看你的这些贺岁片里，是否有哪几种元素是不可或缺的，比如编剧，比如葛优？
冯：其实这对我是有害的。会被这种模式僵化了，最好每次都有它的偶然性在里面。
南都：这几年有人说随着家庭幸福、生活安逸，你对生活体验的敏锐度也减弱了，像《大腕》里那个段子很多人早就听过了。
冯：我觉得一部影片不可能因为几句话而成功，还是那影片本身，整体上吸引观众才成功。就像伊拉克打下美国几架直升飞机就改变了战局吗，应是整体实力的表现。
营销策略：扩张
南都：现在大家都称你为“贺岁片第一导”，你自己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冯：应该说这种类型的电影给我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有很多导演是流亡在别人的土地上，没有自己的领土的，不知道自己是拍什么的，凯歌有凯歌的领土，张艺谋有张艺谋的领土，英达也有自己的领土，但有些导演没有自己的领土，我呢，因为贺岁片，在中国电影疆界里划出了自己的领土。听起来有点像土财主说法，但我觉得我对其他领土也虎视眈眈有野心。因此拍《手机》显示了扩张野心。守领土是守不住的，要进攻，就像球队如果全是一流的防守队员而没有进攻队员，那惟一的结局就是失败，而贺岁片等于是为我打下了一片领土。
南都：你的贺岁片作品是否也有明显的换代，可看出你的艺术轨迹来？
冯：《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是一类的，是编出来的；《一声叹息》和《手机》是另一种类型。将来的《天下无贼》可能还是属于编出来的，靠你的聪明智。我的作品一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两种不一样。
南都：你是否认为商业片应有可拷贝的模式？
冯：这是制片人的思路，制片人是不思进取的，要归纳总结成功影片的要素经验，弄出一模式。其实影片最终确定出这一类型来靠的还是导演，《手机》就是想打破大家对贺岁片固有的概念。我的片也可不放在贺岁档里，观众是特喜欢接受不同的事物的，你要是觉得他们喜欢这个就跟着这个去，那观众就烦了，你必须得不断拍那些在他经验之外但又是他喜欢的东西，《手机》就有这样的作用。
南都：以前采访你时，你说贺岁片为你赢得了一批观众，以后就可以拍一些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了。
冯：这是自然产生的想法，但其实我没那么工于心计，曲线救国似的。我拍贺岁片时很有快感，得到了激情，但你老那么拍就有问题了，麻木了，电影虽然是个产业但是个内容产业，要有新的内容出现，才能让我激动起来，南都：你已经找到了今后的方向了吗？
冯：我不这么想，就看剧本，要是特有意思、跟过去一样写得特别神的，比如《天下无贼》也行，我一直想拍《温故1942》，也费了很大努力，不停地与刘震云想一些拍摄方案，享受这种快感，那确实是一部好的电影，对我有特别大的感召力。
采写：本报记者 谢晓 实习生 伍世然 胡水根
摄影：《新京报》记者 储璨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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