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光中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余光中夫妇 50年前，我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在台湾出版。半世纪来，我在台湾与香港出版的诗集、散文集、评论集与译书，加上诗选与文选，也恰为50本。若论创作时间，则我的第一首诗《沙浮投海》还可以追溯到1948年。
但是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过流沙河、李元洛的评介，大陆的读者才开始看到我的作品。至于在大陆出书，则要等到八十年代末期：由刘登翰、陈圣生选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诗选》，在1988年最先问世。迄今我在各省市已经出书20多种，其中还包括套书，每套从3本到7本不等。百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这套，该是包罗最富的了。
收入目前这一套《余光中集》里的，共为18本诗集、7本散文集、6本评论集。除了13本译书之外，我笔耕的收成，都在这里了。不过散文与评论的界限并不严格，因为我早年出书，每将散文与评论合在一起，形成文体错乱，直到《分水岭上》才抽刀断水，泾渭分明。
早年我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是以诗为正宗，文为副产，所以把这一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缪斯》。其中的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写于1958年。说明我的散文比诗起步要晚10年，但成熟的过程比诗要快，吸引的读者比诗更多。至于评论，则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虽是青涩的试笔，却比写抒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写诗也不过才晚一年。
我是在1949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几乎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21岁，只觉得前途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
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当年临风眷顾的那少年，对这两个传统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摇撼；新文学之花叶也已成荫，令人流连。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所以我有志参加耕耘。后来兼写散文，又发现当代的散文颇多毛病，乃写《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逐一指陈。
早在厦门大学时，我已在当地的《江声报》与《星光报》上发表了一些诗、评论和译文，更与当地的作家有过一场小小的论战。所以我的文学生命其实成胎于大陆，而创作起步于南京，刊稿，则发轫于厦门。等到40年后这小作者重新在大陆刊稿，竟已是老作家了。一生之长亦如一日之短。早岁在大陆不能算朝霞，只能算熹微。现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余光中集》，倒真像晚霞满天了。
除了在大陆的短暂熹微之外，我的创作可以分为台湾、美国、香港3个时期。台湾时期最长，又可分为台北时期（1950年至1974年）与高雄时期（1985年迄今）。
然而不论这许多作品是写于台湾、香港或美国，不论其文类是诗、散文或评论，也不论当时挥笔的作者是少年、壮年或晚年，20岁以前在那片华山夏水笑过哭过的日子，收惊喊魂似的，永远在字里行间叫我的名字。在梦的彼端，记忆的上游，在潜意识蠢蠢的角落，小时候的种种切切，尤其是与母亲贴体贴心的感觉，时歇时发地总在叫我，令浪子魂魄不安。我所以写诗，是为自己的七魂六魄祛禳祷告。
自八十年代开放以来，我的诗传入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首该是《乡愁》，能背的人极多，转载与引述的频率极高。一颗小石子竟激起如许波纹，当初怎么会料到？他如《民歌》、《乡愁四韵》、《当我死时》几首，读者亦多，因此媒体甚至评论家干脆就叫我做“乡愁诗人”。许多读者自承认识我的诗，都是从这一首开始。我却恐怕，或许到这一首也就为止。
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会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150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其实我的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因为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中，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这么说来，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不过，仓颉也好，刘勰也好，大概都不会怪罪我吧。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此文为余光中先生为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集》所作序言，本报有删节。）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30日 第七版）余光中《乡愁》手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