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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刘震云《手机》小说比电影更宽容 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再到如今的《手机》，刘震云走过了他创作的三个历程。从关注物质到关注精神再到关注物质与精神的磨合点，刘震云在小说的海洋里扑腾起一朵又一朵的浪花。新的一年到来前两天，刘震云做客本报网站，成为2003年红人上网的最后一位“红人”。其时，电影《手机》正在全国的影院热映；大家聚会聊天时也会提到这部电影和同名小说。四川味的“做人要厚道”弥漫在辞旧迎新的空气中。
不给任何导演“打工”
网友：为什么看中冯小刚让他拍这个戏，如果不是他拍会是什么样？
刘震云:因为《手机》的创意是我跟冯导共同发现的。冯导演是非常有智慧的导演，他跟其他导演的区别在于，他总能发现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由其他导演来拍，肯定和冯导演拍的是不同的电影。
网友:说实话，冯小刚把您的书给糟蹋了。
刘震云：我不这么认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比较注重热闹的那部分，如果是一盘菜，注重好吃，而书更注重的是厨房里剥葱剥蒜的过程。如果是吃一顿饭，讲究的是回味的过程。
网友:我觉得《手机》不是一部喜庆的贺岁片，而是直接威胁夫妻关系的侦探片，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震云:我认为《手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贺岁片。它可能触及了生活中更深层的东西，那种深层的东西又产生在新的生活状态之中。真正的喜剧不是一笑了之的东西，而是笑完之后又引起你一阵的惊悸或者能够有深长的回味，我觉得这可能是喜剧比较高级的阶段。
网友:你的作品很多都被冯小刚拍成了影视作品，是否只有他才能表达你作品中想表达的那些东西？
刘震云:我跟影视界没什么关系，在影视方面的合作也仅仅是跟冯小刚这个朋友合作过，也不知道我跟其他的导演合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肯定不会给任何导演打工。
网友:有许多作家都想保持独立性，不被影视所左右，但最终还是妥协了。你怎么能做到不给他们打工？
刘震云:对我来讲，我觉得小说比电影更宽容。小说的创作，我能说了算，比如我说明天开工就可以明天开工，而电影是集体合作的一个形式，要许多人商量着办，在这种商量的过程中，我可能容易产生不耐烦的情绪。
把小人物当成大人物写
网友:我觉得你写小人物特别拿手，你从什么地方得到灵感和素材？1 2 3
刘震云:素材当然是从生活中来的。我的创作受生活这本书的影响比受书架上的书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像《一地鸡毛》这样写小人物的小说，可能大家有一种误会，容易把一个作家的创作跟生活等同起来。其实如果文学作品跟生活等同起来，就没有必要看文学作品了。我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当时顿悟出来的一个创作的出发点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是小人物，我是把这种小人物当成大人物来写，所以出现了《一地鸡毛》的效果。
网友：你说小说更宽容，宽容在什么方面？
刘震云：第一是篇幅，小说比电影容量要长，小说可以写到20万字、30万字，像《故乡面和花朵》写到了200万字。但是，如果一部电影拍了6个小时，可能会把观众吓死。另外小说可以娓娓道来，一句话可以接着用下边的话来解释，而这种解释和深入，往往使一句话能够产生两句、三句连锁反应的效果。但是对于电影来讲，是不可能的。同样是一句话，在电影里就是一句话，但是到小说中可以仔细地说这一句话的由来，它的过去、现在和发展。
网友:你和王朔是老朋友，听说《手机》的小说和电影他都看了，对小说他评价很高，而对电影则多有批评，是这样吗？
刘震云:王朔的确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小说《手机》。我接着问他，是朋友的客套还是真心话，他说是真心话，而且他特别喜欢小说的第三部分。至于对电影的评价，他没有当面跟我说。
外祖母影响我的生活态度
网友：有人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知道你的童年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震云：我觉得童年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那个小村子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到现在，说起东西南北的时候，我总要以我们那个村作为坐标来观察。说起路程远近，我就想起从我们村到另外一个村的距离，20里就是从我们村到县城的距离。这样的村庄教给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用它来判断世界，会使人视野非常狭隘。但是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讲，有可能出现一种用宏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现不了的荒诞、变形、幽默这样许多东西。
网友:你姥姥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刘震云:是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外祖母一辈子给地主干长工，她劳动的态度非常受赞赏，我觉得这是留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因为跟我周围的朋友比，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我可以笨鸟先飞。我觉得笨鸟如果到12点再自然醒的话，出去想找吃的已经非常困难了。我外祖母直到94岁的时候还在村里劳动，到地里捡麦子、捡豆子。直到临终，她一直想用自己劳动的收获来维持自己的自尊。中国有一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我外祖母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做事的原则是，只要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绝不把它外延；只要是我该承担的责任，绝不推到别人身上。123
文/本报记者陶澜 摄影/本报记者汪震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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