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李清）

　　赵屹鸥又回来了。这次重新把他“拉”回话剧舞台的，是二十二年前他亲自导演的英国荒诞名剧《情人》。不仅如此，包括《鼠疫》在内，今年开始他还将推出一系列话剧作品，让上海观众看到一个熟悉而全新的赵屹鸥。

　　猩红的地毯、神秘的浴缸，昨天在上海话剧中心亮相的《情人》风格依然鲜明大胆。只是和20年前的青话小剧场相比，这次D6空间里的舞台“玩”得更加游刃有余：餐桌、床、浴缸被分割成三个空间，演员一会儿在背后的角落表演，一会儿又站到了观众头顶，呈现出十足的新鲜感。

　　而和前卫的形式相比，赵屹鸥和李晓佳的对手戏则格外成熟冷静。从头至尾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演员：一对看起来十分令人羡慕的幸福夫妻，丈夫每天所谓上班，其实去和一个妓女幽会；而妻子也忙于在家接待她的情夫，如此周尔复始乐此不疲。

　　在两位演员相互欣赏、珍惜而嘲讽的表演中，丈夫转换成了情人，妻子则变成了妓女，角色的错位、深层的自我、虚伪的面具被一点点剥开，观众感受到的是《情人》重生的经典魅力。

　　对话赵屹鸥———“演话剧是我的本能”

　　青年报：听说《情人》90年代上演的时候，曾经在全国刮起一股话剧热？

　　赵屹鸥：是，当时在全国巡演了300多场，天南海北都去过，很多从来不看话剧的人，冲着名字走进剧场，结果没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但这个戏从此一炮打响了。（笑）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戏，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青年报：那过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会把《情人》重演一遍？

　　赵屹鸥：两年前《情人》在上海真汉咖啡剧场也演过，这算是第三次上演，主要是应朋友的邀请，对我自己来说，能登上久违的话剧舞台，也算是过了一把瘾。

　　青年报：和当年演出相比，现在有什么新的东西想传递给观众？

　　赵屹鸥：肯定有。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人的道德观、生存状态，和当年完全不同了，戏的表现内容肯定也会变。92年的戏，还是停留在表现家庭、情感危机上，而这次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心变得日益叵测，任何人都不能相信……这是更广义的人的生存困境，也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些思考。

　　青年报：在观众印象中，你有好几年没演话剧了，这次重上舞台，还能找回昔日的感觉吗？

　　赵屹鸥：应该说，只要上了话剧舞台，表演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本能，它不允许你有丝毫分心，必须抛却一切杂念，百分百全情投入。当年我一个人演完《鼠疫》的时候，连领带都能拧出汗来，就是这种极度兴奋、癫狂的状态，才能感染、带动观众入戏。

　　青年报：从《情人》到萨特的《禁闭》、再到加缪的《鼠疫》，您好象对荒诞派话剧特别情有独钟，有什么特别原因吗？今后是否还会照这个路子走下去？

　　赵屹鸥：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好什么路子，只是一贯喜欢以习惯的方式去做。关于荒诞派，我没资格向观众灌输什么，它是一种哲学，也是个人的生命感悟。当你感到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隔膜感时，便会觉得孤独和困惑。对这种孤独提出疑问，便有了荒诞感。荒诞剧不需要唇枪舌战，形式可以很轻松，但骨子里有脊梁撑着。

　　青年报：你从上海话剧舞台走出去后，这些年一直在央视做主持人，有没有想过再回到申城话剧舞台？

　　赵屹鸥：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忘记话剧，不管是做导演还是主持人。但平时电视台的事多了，人特别躁。不过今年我会在话剧上做些事情，《鼠疫》正在酝酿复排，还有几个新剧也在筹备之中，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表演风格。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属于话剧舞台的，所以最快下半年，上海观众就能在话剧中心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