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手机》能走上银幕还有崔永元的一份功劳，不过回首当初，谈吐间似乎有几分后悔没有发现有人设套的味道。

　　崔永元：当时就在冯小刚家里，他、刘震云加上我。那时冯小刚跟我说，他要拍一个以主持人为背景的贺岁片，而且得是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栏目名字就叫有一说一，主持人叫严守一；很明显这就是套着《实话实说》和崔永元嘛，我当时还觉得这创意挺好玩，也得 怪我太轻信了。冯小刚当时向我了解的，就是一个电视栏目是怎么做的，主持人又是如何工作的，所有谈话都是围绕这些内容，我以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电影能表现谈话节目和主持人更接近真实一点，别让内行人看着太露怯了。我还很认真地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俩。我记着刘震云老师还告诉我，主持人是一个农村背景的孩子，小时候跟手机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在乡下用有线大喇叭。但乱搞男女关系他们半个字都没提过。冯导创作力几乎灯干油尽

　　虽然冯小刚有“票房救世主”的外号，但是在《手机》之后，崔永元对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似乎彻底失望了。

　　崔永元：我觉得他导演几部片子所走的路子，就跟电影名字八九不离十：最开始是《甲方乙方》，像是电视小品的集纳，但那个片子还很认真、也挺搞笑；后来到了《不见不散》，就已经能感觉，他心里其实没底，欲望却在逐步上升，所以欲望驱动着他认为观众真的跟他“不见不散”了；到了《没完没了》，已经非常准确地代表了他本人的导演状态。怎么叫“没完没了”？就是累赘、纠缠、多余，连自己都感觉很讨厌了；最典型的就是《大腕》，原名是“大腕的葬礼”，也确实很像葬礼。那个电影首映他叫我去了，结果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我扭头就走了。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脑子里始终都转着这样一个念头：无论电影人还是电视人，当他只能搬弄翻腾自己圈子里那点屁事时，那就意味着其创作能力差不多是灯干油尽了，肯定是对生活没有什么真挚体验了。所以也只能拿出圈子里那点鸡零狗碎出来抖落一番。而且那片子里开的玩笑、抖的包袱，无论是冯小刚最初的搞笑，还是我们作为观众对幽默的理解，都是越差越远，已经是把无聊、肉麻、滑头、庸俗，完全杂糅在一起都当幽默看待了。我不是在教育冯小刚

　　在对冯氏贺岁片失望之余，崔永元还以亲身经历，提出了自己对电影的看法。

　　崔永元：我认为最简单的实验，就是冯小刚自己有孩子，懂事之后就让他看《手机》和《大腕》，看到完全记住了，再问他长大以后究竟是想当严守一呢？还是当武月？

　　如果用现在的文艺去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渴望无论是冯小刚还是张小刚、李小刚，以后你们再弄电影之前，先扪心自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的电影能不能让我的孩子看？能不能让我的爹妈看？他们看完了又会受什么样的影响？我这不是在教育冯小刚，我以前主持电视节目时也满嘴开玩笑，而且看着也是张嘴就来；可我在每开一个玩笑之前，心里还是得过一过：我这玩笑能不能跟我爹妈开？能不能跟我的女儿开？我先得能跟他们张得开嘴，而且保证不伤害他们，不让他们觉得是低俗粗鄙，这样我才敢对着满场观众张开嘴说。先不能在格调上丢人，哪怕有时它不是很好的幽默，或者传达起来并不是特别准确，那都没关系，也就是笑声大点小点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恶化社会风气。另外我希望冯小刚以后蘸着口水数钱的时候，还是应当想一想自己父母还有孩子，甚至也能慎重地想一想其他人家的父母跟孩子，追问一下自己的基本良知，既然是做电影，基本良知还是起码要讲一点的。刘震云的问题和冯小刚一样

　　虽然他的《不过如此》请刘震云作序，崔永元说到刘震云的时候还时时不忘加上“老师”后缀，但是《手机》之后，这样的良好关系似乎也不复存在了。

　　崔永元：现在我认为刘老师的问题，肯定和冯小刚是一模一样的，他已经从一个纯作家变成了比较有钱的人，而他又掌握不了这个变化，甚至是无法接受这个变化，所以就必然导致他的内心蜕变。说“商业是一个好东西”，刘老师这样总结得非常好，我也举手赞成，但不要忘了，古人也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如果取之无道，那商业就绝对会是一个坏东西，相信刘老师肯定比我更明白这一点起码的道理。（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