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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民大逮捕时改了名字 戏剧大腕曾经是地下党(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2月14日02:31 北京娱乐信报
  今年1月31日上午,一群老艺术家在北京人艺一楼排练厅,为北平和平解放55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北京人艺一楼排练厅里摆满了鲜花和水果,新中国最年长、最优秀的戏剧演员齐聚一堂。在这当中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苏民、胡宗温、狄新,也有著名演员李丁等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初的地下党都来了。”

  记者了解到,他们在解放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戏剧团体——沙龙剧社、祖国剧团和北京剧社的成员,到场的50多人当中,最大的已经有80多岁,最小的也已经有65岁了。在他们当中,还有原北京医院院长甘英女士,她是三大剧社的老领导、中共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夫人。由于刘仁同志已经去世,老演员们便把甘英女士请来,一起缅怀革命的岁月。

听李丁(左)讲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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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下党”都来了!
  令记者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这些我们熟悉并崇敬的演员竟然都是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走上舞台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而是担负着民族解放重任的地下党把他们领上了舞台生涯。

  学生剧社受到地下党重视

  1月31日,李丁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记者采访,陪同李丁接受采访的还有他的两个老“哥们儿”丁李和孟学庆。

  他们回忆到,解放前,为了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共地下党人在群众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这其中也包括思想非常活跃的中学生。当时北京有三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剧社:祖国剧团、沙龙剧社和北京剧社。贾诠老师介绍说,这三个剧社是三个班底、一套人马。在他们当中,祖国剧团是惟一一个获得了“营业执照”的剧团,因此该剧团能够在国统区进行公演。沙龙剧社和北京剧社的成员们便经常到祖国剧团来演出。他们“借用”祖国剧团的营业执照,上演了大量的革命戏剧。

  当时,李丁他们几个人都在当时的宏达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二龙路中学读书。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二龙路中学却是一个“薄弱环节”。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地下党派著名诗人穆青悄悄进驻了该校,并通过戏剧社来发展党员。十几岁的中学们哪里想得到自己的学校里有英勇的地下党,他们只知道在祖国剧团里努力地演出。

  李丁说他那时候是一个十分调皮的学生,整天“不务正业”,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还受到了留级的待遇。他说自己虽然学习不行,但头脑还是十分清醒,加入祖国剧团后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祖国剧团的成员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已经上了高中的李丁是剧团的地下党人之一,但根据当时的规定,他在解放前自始至终也没有对身边的戏友们公开过自己的身份,一直是以剧团演员的身份进行革命工作并参加公开的戏剧演出。

  用《嫦娥》影射国民党黑暗制度

  由于剧团的大部分成员是学生,条件自然十分艰苦。但是为了用戏剧传播革命思想,这些小演员们不惜让自己沦为“小偷”,把“黑手”伸向自己的家中。舞台上的桌椅板凳等道具都是他们从家中“顺”出来的,苏民还大胆地从家中偷出过三匹布,给演员做演出服装。

  在这样的条件下,李丁所在的祖国剧团演出了许多革命剧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健吾创作的《青春》,该剧在解放后由吴祖光改编成了评剧《小女婿》。黄宗江的《大团员》、现代著名剧目《虎符》也被他们搬上了舞台。

  李丁介绍说,在“白色恐怖”下,他们上演的剧目往往都有直指黑暗现实的情节与台词,现在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话剧《嫦娥》,该剧借用了中国古代嫦娥和后弈这一对情人的故事,对国民党打着“民族至上、祖国至上”的口号而不顾百姓死活、捞取政党利益的行为进行了赤裸裸的抨击。李丁至今还能清晰地背出里面后羿的台词:“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吃点苦算什么!”

  记者还了解到,濮存昕的父亲、著名演员苏民也和李丁有着相似的经历。苏民早年叫濮思洵,在北京三中上学。北京三中为三大团体提供了很多“后方支援”。北京三中的学生们为各个学校提供演出布景,他们在自己的学校做好了布景,就拉到其他学校去装台,还帮着给演员化妆。那时的濮思洵不仅在祖国剧团演戏,而且还“兼职”做舞台设计,著名剧目《嫦娥》的舞台就是他亲自设计的。

  化装成老百姓逃离“国统区”

  当时,沙龙剧社、祖国剧团和北京剧社都在地下党人的领导之下,演出的剧目自然十分进步。虽然他们一直是公开演出,但到了1948年国民党“八一五”大逮捕时期,三大剧社的主要成员纷纷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李丁和同学丁李两个人也面临着被逮捕的危险。

  在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党人决定迅速把这些革命同志转移到解放区。在当时,转移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层层设卡,一条条的封锁线要挡住前往解放区的人们。李丁他们也面临着这个严峻的问题,直接闯关肯定要被查出来的,最后他们决定冒险化装闯过封锁线。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李丁等人改变了发型、服饰,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尽管如此,过封锁线仍然十分艰难。尤其在面对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兵时,这些革命者必须拿出他们最大的毅力和最强的心理承受力。

  李丁向记者介绍说:“那时跟我和丁李一起过封锁线的还有一位女同志,但她到封锁线时,心里极度紧张,最终掉头返回了北平,结果刚回来就被逮捕了。”幸运的是,李丁和丁李两个人都顺利“过关”,来到了解放区。

  李丁的名字来自“肉丁”

  到解放区后,他们仍然不能放松,因为国民党在北平检查得十分严格,连共产党人的家属也不放过。为了保护家里人的安全,他们必须立即改换姓名。

  记者了解到,李丁以前叫李守海,丁李原来姓曹。由于情况紧急,改名刻不容缓,因此他们这些戏剧人也顾不得咬文嚼字了。有一天,李守海拿着一张报纸说:“我就闭着眼往报纸上一指,指到哪个字就叫哪个字。”于是,他闭眼挑字了,没想到他的手指正好点在“市场行情价目表的肉字上,旁边的人都乐了,说你怎么指到肉字了,你总不能叫肉丁儿吧?正在为难的李守海听了,立刻接口道:“叫李肉太难听,我就叫李丁吧。”一起闯封锁线的曹同学听此说道:“那好,既然你叫李丁,我就把你的名字倒过来叫丁李!”于是,如今的两位演员的“学名”便由此诞生。

  李丁和丁李两位同志在解放区只逗留了4个多月,北平便和平解放了,他们很快便回到了家乡。不过回来后,他们的名字还沿用在解放区时的“雅号”,以至于现在我们大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本名。解放后,三大剧社的成员们基本上都分到了艺术团体。“老来红”的李丁也进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做演员。在李丁、丁李、孟庆良长达58年的友谊里,他们每年都坚持聚会一次,共同缅怀在祖国剧团的时光。

  信报记者王 菲

  苏民也是大逮捕时改的名字

  同样,濮思洵也是在这次大逮捕中逃往解放区的,不过他没有随便起名,而是用了父亲给他起的号“苏民”。返回解放区后,他也没有再把名字改回去,而是沿用了苏民这个名字。有趣的是,苏民这个名字还曾给濮存昕“招来”了一次小麻烦。当年谢晋拍摄电影《最后的贵族》时,从空政话剧团把濮存昕借到上海,当时濮存昕还是一个没有丝毫名气的话剧演员,没有几个人认识他。

  谢晋看到濮存昕的名字比较麻烦,三个字中有两个字比较少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演员出名,因此谢晋就自作主张给濮存昕改名为“苏新”。电影拍完后,苏民认为改名涉及的事情很多,太麻烦,因此又把“苏新”改回“濮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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