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从唱歌到现在，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最大的低潮是哪个阶段？

　　苏芮：有两段最艰辛，第一段是刚刚入行，翻唱西洋歌曲的时候，曾经有一段，一个很爱唱歌的人。面临瓶颈，找不到舞台和空间，曾经想要不唱了。那是我出版第一张专辑《搭错车》前两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也曾经去当店员，是我人生过程中最不如意的时候，经济状况也不好。第二段应该就是最近这几年，我的唱片公司老板过世了，我和前夫也分手了 。所以这几年来也是我的低潮。我甚至常常都会想，恐怕以后不会再有机会演唱了。

　　新京报：经过了这次低谷，对人生有没有新的感悟？

　　苏芮：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阶段就要用什么心态。我已经50岁了，经历过太多的相聚别离，心态自然会变得比较包容，也告诉自己很多事情不需要那么计较。抱着一颗平常心，凡事随缘。这不代表我已经没有梦想，而是不想再去强求什么。

　　新京报：去年8月3号在台北的那场个人演唱会是您重新出来的转折点，当时最感动的是什么？

　　苏芮：从离婚到老板去世之间的这段时间比较沉寂，想法比较极端，虽然没有宣布退出歌坛，但是也想：不要再唱了。去年朋友为我规划了演唱会，音乐总监钟兴民、经纪人赵少威。我觉得很感动，我不是音乐的主流，而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歌手，并不容易听到掌声和鼓励的声音。这个演唱会如果反响不好，那就是我的休止符，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现在我敢说这是我的新起点。演唱会上最感动的是我感受到歌迷是跟我一起20年走过来的。那天晚上加唱了三首歌，最感动的是《奉献》，这是为彭国华先生演唱的，这个演唱会其实跟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是给我音乐生命的人。我应该当一个精神的象征目标。

　　新京报：登上北京的舞台是很多港台歌手在演唱事业上的重要目标，对你而言呢？

　　苏芮：我也是这么认为，能在北京开个唱应该是华人歌手的最高境界。能够在北京这个很注重音乐文化的城市，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次演唱会也将成为我的一个里程碑，我一定会很用心来对待它。

　　新京报：6年前您第一次在北京演出，观众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苏芮：1998年的演唱会上来的观众有老中青三代，难忘的还是北京观众的热情。

　　新京报：你今年已经过了50岁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在声音和体力上会不会有压力？

　　苏芮：我现在不会拿现在的自己和20年前去比较，我现在觉得，声音有多高多低不重要，音乐的灵魂是表达，而表达出来的情感要比声音的高低重要得多。体力上应该没问题，我去年在台北的演唱会非常成功，也是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虽然观众只有3000多人，但气氛非常热烈，我也没有觉得太辛苦。当然，我平时也一直在做一些运动，不是像年轻人一样很剧烈的，是比较适合我的年龄的有氧运动。

　　新京报：现场会演唱哪些保留曲目呢？

　　苏芮：该唱的一定都会唱，否则不足以反映我20年的歌唱历程。像《一样的月光》、《牵手》、《酒干倘卖无》、《再回首》、《跟着感觉走》、《是否》、《亲爱的小孩》、《变》，这些是一定会献给北京歌迷的。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是什么？为什么？此次演唱会会唱它吗？

　　苏芮：《奉献》，这首歌是我现今心里最大的寄托。喜欢它是因为心中有爱。此次演唱会肯定要唱的。

　　新京报：从1968年步入歌坛到现在已经有36个年头了，您总共出过22张专辑，加上内地的精选集大约多达30多张，唱红了20余首流行金曲，如此骄人的成绩，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创作激情，请问这其中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苏芮：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言，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歌手，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要拥有一颗平常心，要勇于奉献。因为这些使我变得心中有爱，同时也是我依然保持至今的心情。

　　新京报：不久前你刚刚推出了一张名为《苏芮20年特别选》的精选集，是在什么情况下推出的？

　　苏芮：在5年前，我的老板彭国华先生就跟我说让我出一张自己经典老歌的重唱专辑。我之所以有这么多经典歌曲，全是彭先生给我的。不光是我，包括后来的张雨生、张惠妹、王杰等等很多人，也都是彭先生一手捧红的歌手。在他离开人世两年后，我希望完成彭先生生前最后的夙愿，我帮他达成了这个心愿，他应该可以感受到。我无可回报，只能用这张专辑回报他。

　　新京报：现在想过您的下一张专辑要怎么做吗？

　　苏芮：我的下一张专辑将记载我这5年的心情，有泪水有感伤也再走了回来。这几年变化很大，面临很多天灾，很多人在受苦受难，我们身为歌者，我们应该为他们唱什么？什么音乐能拯救他们的心灵，这是我在思考的。我的音乐不是只关心自己的情感，而是要关怀整个世界，我们的周遭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东西。我会用很中肯的态度在我的新专辑里呈现。本报记者 李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