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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市场状况如何变化，中国电影改革的成果最终将具体体现在每一部影片的内容上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中国电影的内容既是市场变化的体现，也直接决定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走向。可以说，电影内容是电影人才对电影政策、电影市场的一种反应，更是电影产品的核心所在。去年年底发布的《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 中国电影立项审批将由过去的剧本申报改为剧情梗概审批，而审查也将由以前统一提交广电总局审查改为在影片所属地区进行“属地审查”。

　　这两项措施的出台，意味着中国电影在内容方面的积极变革，必然会引起电影制作、拍摄的内容上的相关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内容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尚未得到具体法规的解决，比如电影分级制、审查标准透明化等等。如何提高规范中国电影的内容质量，一直是电影界关心的话题，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管理以及创作方面代表人物，以期呈现出中国电影内容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不管哪一部分导演，只要能赢得票房，能收回投资，国家就应该鼓励他们拍电影！所谓“三性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把“思想性”、“艺术性”都统一到“观赏性”当中去。不能说一部片子光是主题好、内容好就可以得奖，电影毕竟是人来拍的，是拍给人看的，就必须要有票房。

　　韩三平是中国电影界的“焦点人士”：上面联系着国家管理部门，下面联系着一线创作者；左手牵着投资者，右手牵着发行商，而他自己就处在这上下左右的中心，运筹帷幄、长袖善舞，推动着国内绝大多数主流国产片的生产制作。对于广大的一线创作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除了市场问题，就是创作管理。韩三平多年来一直担任电影界领导职位，同时还担任着中影集团总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务，有着管理、市场、创作的多重身份，逾20年的从业经验，由他来深入剖析国家电影产业政策改革的深层涵义，为创作界人士答疑解惑再合适不过。

　　关于“审查制度”：自主拍戏、依法创作是方向

　　新京报：电影审查制度放宽后，原来的剧本审查改为梗概立项，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市场界和创作界对这一规定普遍有一种担忧，因为千字梗概和100分钟的成片毕竟还有很大差距，他们担心其中标准无法准确把握，即使梗概通过了，最后成片还是有可能通不过。您怎么看？

　　韩三平：应该说，他们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电影局也会很快出台电影审查的有关规定、若干细则，不管你拍什么，只要不违反这个若干条规定就行。梗概立项至少解决了一个效率问题啊！原来剧本审查，光专家看剧本、论证、审阅的时间就很长。现在真正做到了企业作主、创作者作主，这种放开应该是革命性的。当然刚开始可能有些不适应，或者执行起来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也有可能是束缚久了，突然把绳子解了，有些同志反而不习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但是企业自主拍戏，创作者依法创作，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关于“三性统一”：教育肯定不是电影的主体功能

　　新京报：新的产业政策首次把电影的性质明确为商品，我们原来所讲的“三性统一”的内涵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重新加以理解？

　　韩三平：一部电影作品当然必然要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但是坦率讲，“三性”的关系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要全部做到并不容易。把思想性和艺术性融合到观赏性之中，或者说把审美功能、教化功能融合到娱乐功能之中，这是中国电影目前最大的弱项，这一点我们比好莱坞差！管电影的，拍电影的，都要有一个改革和反省！要逐渐来适应、引导看电影的人，否则你拍的电影没人看，只能自娱自乐，这个很可悲啊。新京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三性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把“思想性”、“艺术性”都统一到“观赏性”当中去，毕竟票房才是第一位的？韩三平：那当然！教育功能肯定不是电影的惟一功能，也绝不可能孤立存在。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来探讨“三性统一”的内涵，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化一点，就是判断一部影片成功不成功，把它拿到市场上看票房就可以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当前我们的投资人、艺术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把票卖出去，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把观众用于文化娱乐消费的那一部分钱吸引到我们电影产业中来，这是我们的硬道理。其他都是软的、虚的。你要说，我的片子虽然看的人少，但是艺术性很高；我的片子虽然没有票房，但是主题思想很积极很进步，这不行！在这一点上，冯小刚的影片应该说是结合得比较好，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你不承认不行。

　　关于“主旋律”：主旋律不只是政治口号

　　新京报：正如您刚刚所说，“拍什么”政府应该有所引导。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政府现在所提倡的“主旋律”呢？

　　韩三平：长期以来我们对主旋律的认识有些偏差，好像一提到主旋律就想到政治口号，实际上主旋律的概念是很宽泛的。积极上进、青春健康、真善美，这个是全人类的主旋律，不光是中国人的追求，全人类都在追求。

　　你仔细研究美国电影，教化功能其实很强的，充满着对美国民族的骄傲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赞颂，对美国英雄的崇拜。但是它有一条，它把这些都融合到了情节和人物的塑造之中，或者是眼花缭乱的观赏之中，让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它的“主旋律”。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很多作品在这三个方面完全背离。

　　我们当然需要主旋律，人类的发展就是有主旋律的。但是不要简单化，或者把眼光缩得很小，好像一提到主旋律就是革命历史题材，英雄模范人物，那未必。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把住主旋律，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所弘扬的主旋律融合到一部非常精彩好看的一部电影里。有的时候思想问题很容易解决，关键是方法论。

　　关于“分级制”：手段不是最终目的

　　新京报：去年下半年有两件事被炒得沸沸扬扬，一个就是“分级制”。目前管理部门对分级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分级制度？

　　韩三平：首先我认为，没有一种方法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那种认为中国电影“一分就灵”的思想是很要不得的。分级制毕竟还只是一种手段，它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产出好的电影；而且手段永远是暂时的，只能起到相对的作用，没有哪种手段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分级制应该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它对促进产业发展应该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分级制说白了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群生产不同的影片，把顾客群区分开来，我们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邪乎，它毕竟还只是一种手段嘛！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推行分级制，而是如何推行，比如由谁来定级、怎样定级、如何稽查，这些是我们亟待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地下导演”：同样要票房的检验

　　新京报：另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就是一批“地下导演”的解禁，电影局方面不但主动邀请贾樟柯、王小帅等年轻导演座谈，而且恢复了他们的拍片资格，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韩三平：座谈会我也去了，我觉得很好，这是个很好的现象，特别对年轻人，肯定是要“依法办事”，要把他们也团结到振兴电影产业的大局中来，这个是电影局的初衷。过去因为是计划经济时代，现在走向市场化了，电影产业更强调“依法办事”，规范管理。其实管理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你的电影必须观众喜闻乐见，必须卖出票房来，这是一个硬道理，哪一个群体都必须遵循，不管你是“地上”、“地下”，还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我不排除艺术片，有的艺术片投入200万，卖了300万，也很成功啊！所以不管哪一部分导演，只要依据法律法规能赢得票房，能收回投资，国家就鼓励他们拍片！新京报：您认为在这种大环境下，年轻导演自身应该从中得到哪些启发？韩三平：年轻人一方面很有才华，另一方面也比较偏执。有些事情不是说电影局表个态，座谈一下就什么都可以拍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摸索，需要依靠法律。另外年轻导演自身也要意识到一些问题，应该说我们现在拿产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所谓“地下电影”，也不一定都是精品，有些青年导演拍出的商业片依然没有票房，观众依然不喜欢。

　　关于“评奖改革”：没有票房就没资格得奖

　　新京报：除了通过市场手段，管理部门将如何通过社会手段来引导国产片创作？比如对目前的评奖机制，业内就有很多争议。

　　韩三平：评奖机制目前正在改革，管理部门改革评奖机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票房，不能再出现以前那样的情况，片子拍完拿完奖就往仓库一扔，根本见不了观众，这是不行的。

　　不过只要是评奖，就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争议，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倒不奇怪，管理部门也不会因此就改变了评奖的初衷。但是我们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偏差，不能说这个片子光是主题好、内容好就可以得奖。电影毕竟是人来拍的，是拍给人看的，必须要有票房。这实际上和政府提倡的“把思想性、艺术性融合到观赏性之中去”的原则也是一致的。

　　关于“电影立法”：这肯定是一个方向

　　新京报：在和市场界、创作界人士交流的时候，大家普遍对国家电影产业政策方面的改革感到欢欣鼓舞，与此同时，他们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期望电影立法，尤其是在电影审查制度方面，希望能有更为清晰、统一的法律法规来维护投资者、创作者的权益。您怎么看民间的这种呼声？

　　韩三平：电影立法的问题提了很多年了，以前是对28人审查委员会有意见，认为不够专业客观。其实

　　重要的不是谁来审查，而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审查。据我所知电影部门正在制定更为明确的电影审查条例，(但是对创作者来说，条例和法律的意义还是不一样的，执行力度不同，创作者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力度也不同。)别的国家有没有专门的电影审查法我不知道，有的国家好像是由行业公会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应该说，规范化、条例化、法制化，这肯定是一个方向。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杨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