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帝奎，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就把电影放在第一位
姜帝圭，韩国商业电影的奇迹缔造者，被认为是韩国的“斯皮尔伯格”。其导演的《生死谍变》创下了国内的最高票房纪录，被视为“带动韩国百年影业迈向新里程”的电影，为韩国电影注入一支强心剂，此片使得进入韩国电影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从原来的15%增加到37%，为韩国电影重整旗鼓立下了卓越功勋。
主要作品：
1995年《银杏床》
1999年《生死谍变》
2003年《太极旗飘扬》
我是第一个剃了光头的人
记：《生死谍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你意外吗？
姜：成功不是偶然的，我为了这个结果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也很幸运，很多导演尽了很多努力但并不能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我却达到了。以《生死谍变》为界，韩国电影开始在韩国影院起到了主导作用——我对一件事情非常信任，就是只要投资多一些，我肯定能得到成功的。
记：《生死谍变》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姜：很多人想象不到一部电影可以包容这么多的东西，动作、主题、朝鲜为了实现统一到韩国来进行间谍工作的描写、韩国男孩和朝鲜姑娘的爱情……都是很多导演认为不可能表现。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记：可以说《生死谍变》是光头运动的第一个受益者吗？
姜：但我也是第一个剃光了头的人。光头运动的时候韩国经济处境艰难，虽然Screen quota只是一个制度，但必须遵守这个制度韩国电影才能够存在下去。当时非常迫切地想要维护这个的制度。
记：你是第一个剃光头的人，可否说你是Screen quota的领导人呢？
姜：Screen quota也是经历了很多阶段的，作为我来说我不过是象征自己立场的角色罢了，不能说全是我的功劳。
记：有没有想过如果抗议失败了结果会怎样？
姜：战斗会更激烈一些。
三部电影，就是韩国的三个改变
记：你以商业片导演著称，你如何定义商业电影？
姜：对于商业和卖座，有些人持肯定态度，有些人是否定的，我的立场是肯定的，大卖座电影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也让人的感受随之变化。其实可以根据电影的吸引力来决定它是否是商业电影。
记：很多人都认为你是韩国的“斯皮尔伯格”，你似乎也是跟好莱坞最相近的一个韩国导演。
姜：我把斯皮尔伯格当成前辈，他给了很多人艺术上的梦想，是很值得人们尊重的。导演是通过作品体现自己价值的，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给人带来了快乐、梦想，给人们很多不同的快乐。
记：既然以斯皮尔伯格为代表的好莱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好处，那韩国为什么还会来反对好莱坞影片的入侵呢？
姜：不是好莱坞的电影人、导演想来占有韩国市场，而是美国的政府和机构想来占有韩国市场，我们反对的是这个。
记：你的影片票房很高，按好莱坞定式，如果趁热打铁拍摄续集或者推出其他电影，肯定能收到很好的利益，但你为什么在《生死谍变》大热之后4年才推出《太极旗飘扬》？
姜：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所拍摄的三部电影让韩国电影达到三个变化。我只拍了三部电影：《银杏床》、《生死谍变》和《太极旗飘扬》。第一部影片我想给韩国电影搭建一个框架，这个实现了。我的梦想不是只在韩国市场，所以希望能在亚洲获得很好的票房，希望我的电影能在香港、台湾还有亚洲其他一些的国家和地区上映，观众通过影院的正常渠道看到我的电影。第三部就不只是亚洲，而是在全世界，欧洲、美洲都能看到并喜欢我的电影。我对第三部作品的期待很高，所以用的时间最长，精力也最多。
记：《银杏床》给韩国电影创建了什么样的框架？
姜：简单的说，这部电影是在1995年制作完成的，剧本写成以后，我觉得无论跟韩国什么类型片相比，这部影片都是鹤立鸡群的，突出地表现了自己。韩国电影普遍比较单调，剧情、动作在当时都是没有的，我的题材就显得很特殊。勇敢地加进任何意想不到的元素就是我给韩国电影带来的最大贡献。
记：你拍摄《生死谍变》的目的是开发亚洲市场，目的达到了吗？
姜：在日本等亚洲国家我的目标达到了，甚至是超出了很多。
记：那《太极旗飘扬》你就是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了？
姜：是的。在《生死谍变》的发行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分配公司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比如说从国外引进了影片然后在影院里进行分配。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
记：是不是觉得一部纪念韩国和朝鲜休战50年的作品会更能引起世界的关注？
姜：我不是故意来纪念什么，只是在制作过程中突然发现是50周年，我也想过为什么我一制作《太极旗飘扬》就正好赶上了50周年呢？这也正好提醒自己，历史在教育我，要展示50周年所发生的事情。
记：你的影片很多都在讨论政治，包括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这在韩国没有限制吗？
姜：在制作过程中没有什么制裁和限制，可能我的影片对国家来说偶尔是有好处的。我很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援，比如飞机、枪支、坦克等方面的支援，这样我就可以节约很多资金，但我在影片里体现的很多不是好的一面，偶尔会表现到政府不喜欢的一面，他们虽然不会干涉，但也不满意，所以也就不会提供军事上的帮助了。
记：也就是说当政府不满意你的题材的时候，只是不会提供资源帮助是吗？
姜：是的。他们对故事题材不满意，不帮忙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答应稍作改动，他们就会给我帮助，但我要表现的是真实的东西，我要表现的东西是他们不希望表现的，我为了影片的完整当然也就不在意他们的帮助了。
记：1998年韩国取消了电影剪阅制度，这个政策的取消是能让你自由拍片的关键吗？
姜：以前电影剪阅制度变成了现在的等级制度，影片在拍摄和放映上放松了很多，从保守和进步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现在是以非常快的速度进步了，但还是保守的进步。在保守和进步之间，出现了一些对立行为，一些人想遏制，一些人想更快发展，所以从剪阅改为等级制度。我相信以后会开放地进步。
只要能在中国上映，我可以把政治都删了
记：你对中国电影有了解吗？
姜：我们这一代受中国电影影响很重。因为日本跟韩国的历史原因，韩国对日本的文化是比较敌对的，理所应当地会对中国开放一些。小时侯看李小龙，后来大学时期看陈凯歌、张艺谋、侯孝贤，这些电影人给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我是受他们影响长大的。
记：那你如何看待现在中国的商业电影？
姜：虽然我没有看过很多中国的商业电影，但它的潜在力是很大的，会有一个时期，有一个观众对电影人说我要看这样的电影，到那时候电影人满足不了观众，中国的商业电影会上市的。中国电影人还是要小心好莱坞制片人的入侵。
记：那从影片的制作上来说呢？
姜：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电影人是在制作自己的想法，不是在制作年轻人的需要，没有想到过年轻人想看的是什么，我们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
记：那导演之外呢？
姜：流通是最紧迫的。中国剧场的设施太落后了，电影院的环境很重要，要把现在比较脏乱的电影院环境改变成既能买到书又能玩到游戏的综合性娱乐设施，到了影院什么都可以解决，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很想去，这样的话中国电影就能够得到发展。
记：但中国已经达到这种剧场设施的建设了。
姜：我也知道一些大城市达到了这样的条件，但中小城市里的环境必须改变，特别是国家政府要放开制度，如果干涉的太多，电影人就没有力气去拍自己想要的东西。美国最重要的产业是武器和电影，中国有13亿人，如果我是国家领导人，放在第一的产业就是电影，中国有13亿人可以看电影，这么大的市场难道要让好莱坞抢走吗？我非常羡慕能在中国拍到电影的人，将来有很大的市场在等着他们。
记：我也听说《生死谍变》两次申请在中国放映，两次都被拒绝了，是吗？
姜：因为涉及到朝鲜和韩国政治方面的东西，所以《生死谍变》无法在内地上映。我特别希望《太极旗飘扬》能在中国上映，所以特别考虑到了政治上的问题，为能在中国上映，我专门修改了一些政治的内容。我非常希望中国观众能在电影院里看到我的影片，而不是通过盗版。
记者手记：
“他是韩国导演中口才最好的一个。”这是姜帝奎的助手告诉我们的。本来约定的1个小时采访不知不觉变成了3个小时，他的口才的确很好，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在电影界的野心和抱负。郭在容说在韩国只有像他这样的导演才能有自己的公司，金基德说如果李昌东是韩国电影第一人，那姜帝奎就是第二个，自己能排到第三的位置。他的气势从规规矩矩守在门外的助手们就可以看出，更看得出的是他对中国市场的兴奋，韩国政府以支持他枪支大炮为条件让他在电影中稍微留情一些，他没有一丝让步，而为了能在中国电影院正式上映，他在拍摄过程中就在为了中国的口味进行删改。面对他的重视我们究竟应该光荣还是该为中国电影着急，他不止一遍让我呼吁改善中国中小影院的设施建设——让观众回到电影院，他说自己有这个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