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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美国作家哈金告诉我说，每个美国作家都有一个强烈的写一部伟大小说的愿望，在中国作家中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愿望，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来，我的睡眠成了我最大的敌人。
我也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现在我把那个（长篇）小说停下来，从去年6月份开始写一个小长篇，慢慢恢复自己写小说的能力。本报记者徐万涛摄
关于文集：羡慕自己过去的才华
新京报：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你的文集，出版这套文集目的是不是总结你以前的写作？
余华：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一家出版社。总结在国外出版作品的经验，我发现，如果好几家出版社出你的书，重新整理会非常麻烦。刚好我的书在各个出版社的版权都到期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非常有诚意出版我的文集，我就把所有的作品都放在这家出版社了。全部作品编好以后，我再不想以其他的方式编排出版，也不想再换出版社。
新京报：我发现文集中很多本书的编排跟以前的版本一模一样，为什么要完全重复以前的编排方式？
余华：作品重复出版率太高，我怕读者有意见。现在很多作家的小说集都是更换个别篇目就出一本新书，一篇小说读者经常买很多次。为了读者不重复购买，这次在整理文集的时候，12本书除了长篇小说的名字不变，我决定中短篇小说集的名字编排方式也都不变，只重新编辑整理了三本随笔，读者可以直接判断自己已经有了哪本书。
新京报：通过这套文集重新审阅自己以前的作品，你对它们怎么评价？
余华：我非常喜欢自己以前的作品，经常有人问我最喜欢自己以前哪一个，我其实都喜欢。回头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我经常会对自己那个时候的才华很羡慕，感叹自己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但现在我尽量不去读自己以前的作品，一个作家最好能够忘记以前的作品，写作就像打比赛，如果总把上一场的比分带到下一场，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新京报：你的很多小说让我非常着迷，我曾经多次重复阅读它们，如果非让表达一点意见，我觉得你的一些作品像《往事与刑罚》、《古典爱情》实在是太暴力，读过让人毛骨悚然。
余华：我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种状态，一写就会出现那些暴力的内容，虽然，我以后也没有写什么美好的东西，但那个时候更恐怖。写长篇的时候突然就好了一点，这种转变没有任何过程。我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会考虑很多，只是考虑用什么方式表达会更好。
新京报：有人开玩笑说你是“票房毒药”，但到了1990年代后期你突然被市场接受，特别是《活着》成为了一本畅销书。
余华：我也很奇怪，1998年以后《活着》越卖越好，现在每年都能卖好几万册，加起来的总数大概有50万了。上海文艺社这套文集里的《活着》今年1月份出版也已经快卖4万册了，我估计还能继续卖，大概可以突破6万。它卖得这么好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有名，它就能不断被读者注意到；还有重要的原因是它很好读，我让福贵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福贵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他自述的口吻限制作家只能操持那种朴素易懂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恰恰是大众能比较容易读下去的。
关于新作：我在慢慢恢复写小说的能力
新京报：在1991年到1995年，你连续写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几部作品多年来一直被赞誉包围着，但你的小说写作却从此戛然而止，我很想知道近10年你在干什么？
余华：1995年以后我也偶尔写过几个短篇，但主要是写随笔，连续写了四五年。2000年我重新开始写小说，我突然发现思维受到了随笔写作的很大影响。随笔强调逻辑性，而小说是可以省略很多东西的，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我忘了写小说的经验，找不到写小说的感觉了。
我曾经计划写一个很长的小说，也写了一部分，但就是觉得写得不对。经常是写了一段以后，发现这段可以不写。我也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现在我把那个大小说停下来，从去年6月份开始写一个小长篇，慢慢恢复自己写小说的能力。
新京报：是不是可以透露一下，你没能完成的那部大长篇和正在写的小长篇的内容？
余华：大长篇写一个长达100年的故事，故事主要是写四个家庭随着时代沉沉浮浮、悲欢离合。小长篇要写一个相对集中一点的故事，大概写10多万字吧，现在还不好说具体写成什么，因为它一直在不停地变化。
我写长篇基本上是想好一个开头就开始写，后面写着写着就出来了。前面的很多设想，我的经验是，最终能够保留一半就很不错了。往往是脑子里想得越充分的东西，写出来越是没有情绪，反而是没有预知的东西，越写越让人兴奋。
海明威说他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是写短篇写得收不住尾写成的，我写《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当时想写一个短篇，后来收不住了，就写成了一个长篇。这样的小说写得好，写的过程情绪也很高涨。
我特别愿意写长篇的一个原因就是，写作过程像是一种生活，后面是一个谜，你不知道结果将是什么样。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你的生活情感在发生变化，小说也会跟着你出现变化。
新京报：你预计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状态，完成这两部小说？
余华：小长篇我是希望今年能写完，但我的希望往往是落空的。大长篇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可能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估计以前写的都要重写。什么事情确实不能离开太久，离开太久了就会生疏，写作更是这样。
新京报：传言你已经写好了一部小说，但因为自己不满意不敢拿出来发表。
余华：这更是猜测，不过如果我对自己写出的作品不满意的话，我确实是不会拿出来发表的。但我想只要我有能力写完它，一定是能够拿出来发表的。除非我一直写不完，就证明我还没有恢复写小说的能力。因为我以前写小说的速度就很慢，养成了写下一段之前一定修改好上段的习惯。这使得我如果对写出的东西不满意就进行不下去，如果能写完就一定是我自己能够认可的作品。
关于出访：坐飞机绕了地球一周
新京报：你最近的一次出访美国，有七个多月，是受到哪里的邀请？停留这么久主要做了些什么？
余华：去年8月14日到今年的3月15日，我一直在美国。先是接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然后，几乎跑遍了美国所有的城市。
这么跑来跑去除了旅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两本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英文译本去年10月在美国最大的出版社兰登书屋出版。为了配合宣传，我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等31所大学里做了演讲，出版社还安排了一些在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朗诵会。
本来去年12月可以回国，但我小说的英文译者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安吉姆教授，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任职的大学进行专题讲座。我就又在那里住了3个多月，开了关于鲁迅的讲座。然后，我去法国参加“法国图书沙龙”，整整绕了地球一周，坐了大概40次飞机。
新京报：据我所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意大利和韩国等国家很受欢迎，在美国对这两部作品的反响如何？
余华：我在书店、图书馆、博物馆举行的朗诵会上见到的基本上是美国读者，在大学里做演讲来捧场的大多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演讲来了100多个学生，但我可以用中文直接和大家交流，不需要翻译。只有个别大学下面出现很多美国面孔，让我突然感觉这里是美国的大学。
我没有感觉到美国读者对我小说的理解和中国读者有什么不同。但在纽约，出版社曾经组织我和30位读过《活着》的公立高中教师交流，和他们的交流让我感觉到美国的黑人读者比白人读者更容易接受我的作品。我想是黑人在美国的苦难历史，让他们更容易理解福贵的苦难。
新京报：你的小说各种文字的译本是不是都有很好的销售？你预计在美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余华：我进入意大利是最顺利的，目前已经出了5本书，每本都销售了七八千册。在韩国《许三观卖血记》卖了4万多册。美国的情况现在还不好预测，但出版社在《纽约时报》做了大幅广告，另外，我感觉作者去配合宣传，会对销售很有帮助。
关于写作：随笔写作让思维更寻根问底
新京报：有人说你这些年的沉寂将会带来一部大作品，也有人说沉寂代表了你的写作正在死亡，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观点？
余华：我还在写，我感觉我还没有死亡，这是肯定的。能否带来一部大作品，我想也不是马上就能带来。大作品已经停下来了，我正在先写一部小作品。目前，我只是想回到写小说的轨道上来。我现在开始意识到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先写出来再说，没什么其他话可讲。
新京报：在自己小说创作最高峰的时候，你怎么突然想到去写随笔？
余华：一个朋友去《读书》当主编，向我约一篇稿，我就写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结果听到一片好评。人都很脆弱，当周围一片赞扬之声的时候，你就越做越来劲了，结果一干就干了4年。到1999年，我觉得应该停下来，我很喜欢写随笔，也愿意一直写下去。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写随笔对体力和记忆力的要求都不高。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对这两点要求很高，趁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写几部小说，等到了晚年再写随笔。
新京报：在你的随笔中，很多是关于音乐的，音乐是不是也曾经让你的写作受益？
余华：我最热爱的作曲家是巴赫，我从德国扛回来了巴赫全集，他的作品我最喜欢《马太受难曲》，只有两首歌的旋律，用独唱和对唱、合唱几种方式不断转换，居然就组成了一部大作品，这让我觉得非常神奇。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太太说，我想尝试着用写短篇小说的方式写写长篇，后来居然真的就写成了《许三观卖血记》。
新京报：你写了很多西方作家小说的评论，非常精彩，但我在想一个作家这么知道好小说该怎么写，他还能写小说吗？
余华：我不是已经造成了障碍了吗？从2000年开始我的小说一直没写出来，我现在写小说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忘记小说应该怎样写。但从目前来看，我的随笔写作也可能会给我的小说写作带来一些变化，我的思维变得更愿意寻根问底了，一个小小的东西都要强调它的某种合理性。过去我的小说很多地方点到为止就过了，现在就一定要追问下去了，写得越来越细致。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在叙述上的一个变化，还不知道最终的效果会怎么样。
新京报：今天，在你内心对生活和写作的愿望是什么？
余华：对生活的愿望很低，只希望睡眠能够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前面几年我没有珍惜时间，没有考虑身体问题，总觉得今后的日子还长。后来才发现日子的确很长，但写东西的好日子并不多。我这两年睡眠越来越糟糕，因为睡眠问题，我现在几乎不能连续性写作。偶尔睡得好一点，就抓紧时间多写一点。我对生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我一个好睡眠，这样我就能写出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美国作家哈金告诉我说，每个美国作家都有一个强烈的写一部伟大小说的愿望，在中国作家中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果中国多几个作家有这个愿望，我们就能提高基数，出现伟大小说的概率就高一些。我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愿望，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来，我的睡眠成了我最大的敌人。
本报记者术术（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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