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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与养母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5月16日09:27 哈尔滨日报

  《大宅门2》中,李香秀养子的出现令该剧在戏剧冲突中添加诸多悬念,引起不少观众的兴趣。有人说,剧中养子的原型就是该剧掌门人郭宝昌……果真如此吗?在郭导的新作《说点您不知道的》中对自己的身世有详尽的叙述。今天,本版特选发部分内容,或许能对您揭开该剧的一些谜团有所帮助。

  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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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母亲所卖,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80块钱卖的忒便宜了点儿,借钱把我赎回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了个高价200块,而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为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暂称养母姑妈,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把我接到乐家,随后便母子相称,我却仍随母姓姓郭。时已解放,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蔑视商家子弟,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尽管我变成了少爷,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为诸多少爷小姐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1942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5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成为5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1952年到1955年的4年间(我12岁到15岁)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我15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我哪里知道这是“保密费”,只知道高大妈很穷,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破土房,进门就是一个大土炕,是一个京城最贫穷的底层市民家庭。我作为一个豪门的少爷一进门自然被视为上宾,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我在豪门中感受不到的,也是我每次都要争着送“保密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还有好多话要说,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地满脸涨得通红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回家以后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跑到厨房询问在我家打了近30年工的老保姆“当初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惊愕万状,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便躲避瘟疫一样地逃出了厨房。过了没一会儿我母亲把我叫了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家的情况,话锋一转问我“当初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保姆已经汇报过了,我闯了祸,(便)如实讲述了经过。我分明看到母亲的眼里露出了少见的凶光,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玩吧,没事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不久,便见我母亲换了衣服,拿着手提包匆匆地出门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我10年后才知道,但从这天起,我完全失去了送“保密费”的资格。

  1959年夏,我报考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我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此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位亲生的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到哪里去找。

  1964年元旦刚过,我被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改。出身不好是我被劳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阶级成分论”十分猖獗的年代,我忽发奇想,产生了一种极其龌龊的心态,假如我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是否可以减免我的刑罚?一种卑劣的投机心理,使我完全不顾母亲的痛苦和感受。时值“文革”前夕,各级组织都在动员资本家放弃股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坚决动员母亲放弃股息。母亲不从,经我苦口婆心劝告终于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次劝说时,母亲终于翻脸了,她感到受了巨大的污辱:“宝昌!你不就是觉着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儿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意来也无所谓!”真如睛天霹雳,这不明明把我赶出家门吗!我从小就是个混不论的孽障,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前撂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来也!劳改农场断绝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宣布为无期徒刑。到1969年1月劳改农场散了摊子,管理人员纷纷被揪斗,我被遣送回电影学院。3月,我到了张家口四六一九部队干校,在那段日子里,我和亲生母亲、亲哥联系上了。这时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来看我,他告诉我,在北京去看了我母亲,她因为想我,哭得双目已近失明,我从心底里震惊了。

  我按捺不住了,冒着挨批斗的危险去连部请探亲假,理由是要回老家看我的亲生母亲,连部居然批准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一进家门,我看到床上摆了一个小炕桌,上铺红纸,摆着四干四鲜八个小果盘,这是母亲所能表示的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了。我与母亲抱在一起,母亲的头抵在我的肩上,轻轻地说:“不许哭,不许哭,我的眼睛不行,不能哭……”我用力咬着舌头,不使眼泪掉下来。我在家里待了两天,其乐融融,娘儿俩不提过去,不说未来,我一味地讲笑话哄母亲高兴。

  第三天我不得不告诉母亲,我必须回老家见亲生母亲,因为我向连里请假就是为了探望亲生的妈。我完全没想到这一举动所带来的恶果,我很蠢!以为母亲会理解我这一举动,完全不!我母亲的真正悲剧实际上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她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两眼发直。我知道坏了,我的家乡之行深深地伤害了我的养母。我想对母亲解释我对生母并没什么感情,甚至恨她;我想告诉她我回家乡看生母只是出于好奇,我想告诉……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知道母亲的养育之恩我终生难以报答。

  1973年我娶妻生子,分配到南宁广西电影制片厂,老太太有了孙子,家庭关系有了缓和。到(孩子)两岁半,老太太想孙子,竟然千里迢迢来到南宁,进门抱起孙子第一句话就是:“孙子!我想你!就想你一个!”我知道老太太依然记恨我,可我这个混蛋依然说不出一句解释的话。

  1978年元旦,我接到朋友急电:母病危,速归!我当即借钱买了火车票,当我登程北上时,母亲竟已仙逝,守在她床前送终的竟是我三姨!我问三姨母亲临终前说了什么,三姨说她只有三个字:“无牵挂!”这分明是说给我听的,她不想我!可这三个字恰恰说明她想我,是恨到了极点的想我!我哭,哭到医生说你的两只眼睛要保不住了,我当初为什么不向母亲解释清楚这一切?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她的事,她临终前竟没有听到我的一句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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