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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南方都市报记者 袁蕾 实习生 覃羿彬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田壮壮对电影始终是“禀性难移”。 摄影：姬东 南方网讯(《德拉姆》)上映的第一天，我就问制片方：如果没有人看怎么办？这部电影不是特别适合每一个人去看的电影。我明白电影跟音乐、文学一样，主流的、流行的东西永远卖得最好，但是，必须有人去做我的工作，不能让这些东西断裂。
我觉得观众不是上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神，那会让导演忙不过来。也许今天的人无法接受我的东西，可是我认为那都不重要，只要我认定了那是有价值的，我就会坚持。
我明白拿着一个剧本，到处找人投资的那种辛苦，可是这10年都这样过了。这10年其实我离电影还是挺近的，不过只是离自己的电影比较近。
德拉姆究竟是什么？在藏语里，就是“平安女仙”的意思。在中国影院里，能公映的纪录片不多，公映的国产纪录片就更少了，《茶马古道－德拉姆》这部纪录片能在影院里公映，不可否认或多或少是因为“田壮壮制造”。在纽约，有数百名观众在电影院外等待退票，而在中国，有人问田壮壮为什么要拍纪录片而不是“电影”？
记者专访田壮壮是在《德拉姆》广州记者招待会之后，除了获知他对中国电影的使命感，还知道了他是一个可以在手机上玩游戏玩到电池全部耗尽的人。
对那里的人我只能仰视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多拍纪录片的人尝试对这一原始状态给予人文关怀，你当时进入这个地区的心态是什么？
田壮壮(以下简称“田”)：现在茶马古道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有很多人为它写书，为它干嘛干嘛，我也想为它做点什么事情，所以拍了这个片子。其实茶马古道从提起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当初是一批学者要走这么一条古道，他们走了整整两年。那时候碰巧是中国电影最不景气的时候，我没有打算拍片，就跟上了他们中的一位云南大学教授，叫木霁弘的，我们每年都用三四个月到处跑，跑了四五年后，我觉得可以把茶马古道影像化。
记：出于另一种人文关怀？
田：我只是想纪录下来我看到的，但我不想像Discovery那样拍成特别冷静地介绍，也不想拍成反映当地拐卖妇女之类的新闻纪录片。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一种人与环境间的转移。我和老牧去采访马帮，当时的景象不是四、五匹马在草原上溜达，而是四、五十匹马一路跑来，然后他们忙着给马卸货、装货，很壮观。我们很激动，因为跑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我想，可以拍一部关于修路与马帮消失的片子，后来我决定把片子拍成我对这个地区的印象。我不想把它拍成关于马帮文化的片子，表达他们怎样吹铜锣，怎样卸货，怎样吃饭之类的，那些我觉得是人类学的范畴了。
记：不带人文关怀的纪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田：去那里是为了修缮自我，获得一种心境，在那里你可以更容易地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有很多探险者走进这一地区，我觉得我拍摄的这个地方，3年后旅游业一定会很繁荣。
记：因为你拍了《德拉姆》？
田：不不不，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拍出来，那些却正是吸引力所在。比如石门口那里传说以前没有人可以通过，很多要过去的人都会从山上摔下来，后来有一匹马，它跳下山，竟然就把石门口劈开了，从此人们才得以过去。更巧的是，现在在石门口，经常会出现一白一黑两匹马，它们带着几只小马在那里溜达，吸引了很多人在对面山头对他们进行拍摄。奇怪的是，以前马是很少出现的，现在两三天就出现一次。我没有去拍，因为这种神秘的东西是拍不出来的。我原本的拍摄动机是对修路产生的后果给予一种人文关怀，现在看来，我拍摄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情感——爱。那里的人特别好，我经常每天都走去不同的人家聊天，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跟他们成为朋友，他们的那种情怀，我只能仰视。
我相信这是由于他们的信仰
记：《盗马贼》里你就在讲述信仰，《德拉姆》讲述最多的似乎也是信仰？
田：应该说除了信仰，还有家庭、感情。
记：信仰对那个地区意味着什么？
田：这个地区一直处于一种自律的状态，我觉得信仰在这种偏远的山区起到一种稳定社区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一名孕妇爬树摘果子时不慎掉下来，因出血过多不治身亡，山民们决定为她举行一个葬礼，我提出可否让我拍摄葬礼。他们同意了。在晚上拍摄时，他们甚至还问我要不要帮忙，要不要移动一些东西方便我的拍摄。我当时很受触动，他们竟然在这个时候都能这么体谅他人，这么为别人着想，我觉得这是由于他们的信仰。
一场电影只有两个人看
记：我看的《德拉姆》是天河电影城22：40的那场，全场只有我和我朋友两个人。
田：我听说了有一场只有两个人。
记：听说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电影本身是有市场诉求的，每个观众都有他关心的东西，现在的人可能对这种片子比较冷漠吧。有人说这是宣传策略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看电影跟读文学一样，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一样。我只能这么说，这部电影不是特别适合每一个人去看的电影。我大四的学生看了之后连续四、五天都在热烈讨论，大二大三的孩子，只觉得影像特别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是简单地把观众分为文化高和文化低的两部分就能解决。我们的观众总是习惯观看某种特定类型的片子。
记：如果没有人看你觉得怎么办？
田：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能说希望大家都买票捧场，我只能说，习惯看这种类型的电影的朋友会觉得它拍得不错。像《纽约时报》有人专门评论这个片子，说拍得如何如何好。而像中国有些采访我的娱记，连电影里有纪录片这个类型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会理解？
记：《德拉姆》的受众在整个观众群中可能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你真的没有压力？
田：从心里面说，我不太在乎。
记：受众有选择接受哪个传播者的自由，那你作为传播者，在拍摄时是不是也已经选择好受众了？
田：我懂得我拍的东西的价值，也许观众不会喜欢，但是我拍下来的人物和景象，在学术上肯定有其价值，因为中国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新闻性的，很少有人会从我的角度去拍。
记：看不懂的人也就不屑于让他们来看吗？
田：是，也不是。我觉得像张艺谋，他拍武侠片是非常认真的，因为他想做这件事很久了，并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纯粹是商业炒作。人们老是说观众是上帝，我觉得导演和观众之间应该是朋友，我认你作朋友，也要你也认我作朋友才行。电影市场实际上就是无数的观众在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有人选择你，有人不选择你。我觉得在市场上总会遇到欣赏你的人的。你只能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这种类型的电影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记：在国外，比如美国，有很多人喜欢你的片子，你觉得他们的喜爱有没有对封闭文明的猎奇？
田：外国观众观看这类片子是会用口碑相传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时，他们会讨论这个纪录片拍得如何好，那个又拍得如何差，从这一点看，他们应该不是纯粹的猎奇。何况《德拉姆》没有什么猎奇的东西在里面，我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民俗的东西，如果要猎奇，那个地区有很多东西可供猎奇，但是在我这部纪录片里，我都删去了，我觉得那些都不是那里最主要的文化特征。
其实我觉得要让国内的观众接受这类电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电影是立体的，需要慢慢被消化。我觉得主流电影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像纪录片这种东西也应该存在。
记：所以你要做电影的传道人？
田：有一点这个意思吧。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禀性难移，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没有办法从中得到快感。
拍纪录片同行应该支持
记：10年没有拍电影，是不是有点……
田：我对电影有一种宗教感。
记：这10年你对电影的态度有什么影响？
田：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想拍的东西我不能拍。
记：是你想拍拍不了，还是你不想拍而不拍的东西比较多？
田：一个人四、五十岁时正是黄金时期，怎么可能不想拍东西？原因肯定是另一个。那我就只能另找出路，比方说改建电影院、建网站等等，我其实想过很多，也做了很多。这10年其实我离电影还是挺近的，不过只是离自己的电影比较近。
记：这10年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田：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总结，但是人变得比较纯粹了。以前我总想赚多一点钱啊，做点什么啊之类的，现在我不浮不躁，只希望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以前一两年拍一部片子时，脾气很不好，现在脾气倒是变得平和多了。
记：如果这10年来你想拍的东西都能拍了，你还会去茶马古道吗？
田：你这么问我还真说不准。不过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过那一带，对剽悍豪迈的少数民族很有好感，所以说不定我还是会去的。另外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喜欢在行走中思考，因为在行走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也不光是跑云南，而是全国各地到处跑，这对我作为导演而言，是精神和智力的补充。
记：那如果不是因为这10年，你会像现在一样远离城市远离剧情吗？
田：应该会。我不是特别喜欢拍市场喜欢的片子，而且到某个时候，我会感到自己需要出去，需要充实自己，需要经历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在骨子里还是希望去走的。
记：上次我采访侯孝贤，他说正是因为他和杨德昌的原因，让台湾的年轻导演一味追求模仿他们的拍摄风格，渐渐地，台湾电影死了。
田：我觉得那是他谦虚的说法。当然会有人模仿成功的大师，但是他们可能学得不像。电影如果只有一种类型，那么必死无疑，像以前我们每年花几千万只拍主流电影，总是死得一塌糊涂。现在的创作越来越多元化了，不能只拍给民工、学生或白领看。
记：现在中国导演都开始关注原始生态，像陆川的《可可西里》，更多人在做纪录片，你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好事吗？
田：《可可西里》的片子还在剪，我还没看。我问过他那是不是实验电影，他说是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陆川很用心做这部电影，我认为那就是价值所在。
记：中国纪录片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田：我看过很多纪录片，像《最后的马帮》、《铁西区》很多都很不错，纪录片也应该有各种形态，我倒是挺担心同行之间的，同行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中国的纪录片应该更丰富一些，不出三五年，应该会有一个提升吧。纪录片永远都不是主流，大家能关注到电影有各个种类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色情电影，世界上还有更好的电影。编辑：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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