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新京报：你给自己搭建出来的火车起了一个特别无厘头的名字，叫“无中生有”
号，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冯小刚：起这个名字主要是怕人家再和现实生活挂钩，我希望这辆火车能和现实生活拉开点距离。我们现在有些人特别爱把电影和现实生活挂钩，这样的人挺可怕的，让我觉得是文化革命到来了，但是我又制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的，您用不着费心去挂钩。另外一点，“无中生有”这个词里头有一种特别干脆利落的东西，它可能也是我们这样一部讲人性光辉的故事所需要的。
新京报：你先假设了“天下无贼”，又承认现实生活中其实是有贼的，现在又提醒人们这其实是无中生有的事。这样是不是有某种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冯小刚：我倒没想到拐这么多弯，只是最初发现了这么一个故事，觉得挺适合拍成电影的，就去做了。但如果要说天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无贼”，说老实话，我个人是不信。不过中国人大多数还是愿意劝人向善的，如果真的去找普通观众一个一个问下去，恐怕还是有人宁可信其有的。
在《天下无贼》剧组工作人员的T恤上，除了片名，还印了一幅大大的敦煌佛像壁画。很多人认为这是冯小刚在向西方片商“贩卖伪民俗”，但是记者认为，这可能恰恰是出于冯小刚的本意：放下贼心，此身即佛。在这部大制作的影片中，藏区、寺庙、佛像恐怕不仅仅是西部风光这么简单，它还是推动剧情的重要力量、维系人心的重要纽带，甚至是冥冥俗世的最后主宰。
对于这一点，冯小刚既不否认，也不强调。他承认，原著中仅仅靠人的善良来拯救世道人心，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信仰才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但是在目前的银幕上，信仰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充分讨论的话题。如果说《手机》中冯小刚是打了世人一个大嘴巴，然后自顾自跑开的话，那么《天下无贼》里，冯小刚则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他也知道，这个答案怎么看都有点“无中生有”，都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肥皂泡。
记者手记新京报：刚刚葛优说，你最近几部作品的喜剧色彩越来越淡了。从最初关注社会热门话题，到现在越来越关注世道人心，你的视角一直在向更广阔的人的精神领域转移。你本人对此怎么看？
冯小刚：通常大家对喜剧的理解会比较外化，好像就是靠夸张的形体、语言、误会，来逼迫你笑。当然，笑也没有贵贱之分，不管什么人，笑的动机都是一样的。但是喜剧应该有多种类型。我一开始也不是有意识要写什么喜剧的，当时写《编辑部的故事》也就是觉得生活中人都这么说话，我只是往极致里推了一下而已。后来就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大家只要一看我的电影，一看到葛优，一听到他说话就觉得可笑，其实他说的是实话。
我每次拍电影的时候，包括演员表演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喜剧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演、悲剧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演，他用的其实是同一种方式。葛优演喜剧从来不会龇牙咧嘴、挤眉弄眼；他演悲剧的时候也不会一天到晚拉着苦瓜脸，痛不欲生的样子。喜剧和悲剧其实是没有界限的，分别仅仅在于看的人的心态。
新京报：依你看，这两个贼头身上有哪些“喜剧之外”
的力量？
冯小刚：刘震云和我说过，最好的东西就是要有背叛才有力量。一开始王薄和王丽就是要呵护傻根“天下无贼”的愿望，但是到最后两人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傻根献完血后晕倒了，他们没有能保护住傻根，别人得手了，他们很沮丧，看着傻根，真希望傻根永远不要醒过来，甚至冒出了想把他杀了的念头。我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是宁愿杀了他也不愿意让他醒来后发现，原来天下有贼。这就是人性。我拍的虽然是商业片，但还是希望能显示人性的光辉。
新京报：你最近的几部作品要么主题很宏大，要么挖掘很深，让人感到冯小刚越来越深刻了。但是在这种深刻的同时，是否也会让普通观众感到，冯小刚正离他们越来越远？
冯小刚：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感谢葛优。他一直在不断地把我从想象拉回到现实，告诉我怎样才能让观众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我的想法经常会发生改变，但是葛优特别注重细节，进组之后他就会一直不断地和我推敲，这个人、这句话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刘德华则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演员，他不断地在想这个人的合理性。我们的摄影师、剪辑师则特别感性，他们跟我说，整个影片应该洋溢着一种伤感和无可奈何。电影讲的是一种不可能，但是我们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关于“无中生有”：最怕人和现实挂钩关于喜剧：喜剧和悲剧的界限很不明显新京报：在赵本夫的原作里，“天下无贼”的实现主要是靠贼头王薄的良心发现，是人性的光辉；现在电影给故事重新注入了很多宗教的东西，加上了佛的光芒，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冯小刚：王薄对傻根如果仅仅是靠善良、良心，就决定不偷他，甚至保护他，我觉得小说可以这么写，电影不能这么拍。说服力不够，连我都不太相信，更不要说普通观众了。虽然观众对这部电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宁可信其有，希望人心向善，但是仅仅靠傻根的善良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其他的力量，比如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世俗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几股力量汇集到一起，才能最终维护住这样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宗教实际上要比人性更有力量？
冯小刚：会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但是在影片中我们真的没有，也不能把它再放大了，我想这方面我们会把握得非常恰到好处。
新京报：我觉得在影片中，你实际上想说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应该有所信仰，有所敬畏。
冯小刚：那当然，信仰是有力量的。傻根其实是一个修庙的孤儿，从小跟着家人在大山里、高原上做善事，这是他们家祖传的手艺，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他身上是有宗教的力量的，就像佛的使者一样。
这个故事你可以理解成是王薄、王丽在挽救他、保护他，但是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他在打捞这两个人的灵魂。
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傻根无形中是用自己的信仰感召了他们，尽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信仰可能只是一个肥皂泡。
新京报：有一句谚语：妓女容易成佛，尼姑反而不容易成佛。《天下无贼》讲的是两个贼头的故事，但是里面有很浓的“放下贼心，立地成佛”的味道。你如何看？
冯小刚：很多时候，佛和魔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
但是这样的说法会导致影片太虚，不够实，跟海市蜃楼似的。所以影片最后，我们还是给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原因，把保护傻根这样一件事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人自我的东西总是比较现实的。有虚的东西，有实的东西，只有找到这样一个原因，我们的影片才能让人信服。
本报记者杨彬彬关于“宗教感”：信仰是有力量的冯小刚身穿印有“天下无贼”的T恤，坐在“无中生有”号列车前说：“起这个名字（无中生有）主要是怕人家再和现实生活挂钩”。摄影/本报记者吴江摄影/白小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