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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细节放弃宏大叙事用讲故事的方式颠覆传统史学
前不久，在《学术研究》杂志社邀请了众多学者参加的一个圆桌会议上，刘北成、李宏图、赵世瑜、俞金尧等学者就“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这个话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纷杂的术语和晦涩的叙述让圈外人听（或者看）起来不免费力，但是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学界向大众试图接近的一次尝试。反观20世纪比较走红的近代史方面的著作，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著作都放弃了纷杂的学术术语和宏大的历史叙事结构，以讲故事的方式关注细节，娓娓道来，令众多读书人爱不释卷。最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智效民先生的姊妹篇《往事知多少》和《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同样是这样的努力。而众多评论者虽然多从这两本书谈起，评论的，却是“后现代历史叙事语言的转变”这种现象。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智效民撰写的两本新著《往事知多少》和《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及近年来同类的著作，
无意间成了讨论后现代历史叙事语言转变是否合理的契机。反对
故事的后现代主义讲法
一样是讲故事，《史记》是“史”，而《春秋》却是“经”；一样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罗马人讲出来的是罗马神话，而希腊人讲出来就是希腊神话。可见同样是故事，不同的人讲，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到了现在，同样是胡适的故事，不同的人讲，就有了不同的味道。比如智效民先生所讲的胡适，与季羡林、许纪霖讲出来的就大不相同。
据说，这种“讲故事”的做法与后现代主义史学有关。但是，我有些疑心，智先生是不是真的就愿意与后现代主义这种东西搭上线？
按照传统的史学观点，对同一时期的历史做出新的阐释必须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否则便不能轻易改动由前人做出的阐释。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历史真相”，所有的所谓“史料”都是由人书写的，而书写者本人在书写过程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身预先设定的某些观念的影响。（因此，《怀柔远人》一书特别强调了马嘎尔尼关于公共领域的观念。）
与鲁迅一样，胡适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之一。无论是1980年代的学术还是1990年代的思想，在“重写历史”时都绕不开。但是，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胡适学术、思想的阐释并没有按照传统史学所要求的那样去做，没有发现任何新史料，仅仅按照自己的阅读印象就可以重写胡适了。
如此说来，这些关于胡适的书写几乎都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我没看出智先生究竟发现了什么新史料，究竟在凭什么“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先生恐怕没有逃过后现代主义者的指责。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难怪智先生。一样的卡尔·施米特，左派有左派的讲法，右派有右派的讲法。一样的胡适，季羡林先生有季羡林先生的讲法，许纪霖先生有许纪霖先生的讲法，智效民先生有自己的讲法，也不奇怪。
（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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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只不过是“往事”
对历史寻踪探幽的渴求，并非只缘于大众对于历史故事的偏爱，对有意识寻找当下知识分子思想、行动的精神资源的人而言，探求历史真相，主要的目的在于，从历史沿革中寻求可资当下文化建构参照的历史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以人为表现中心的历史，它还提供了各种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和众多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现代社会，那些历史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面临着与当代相似的社会状况与生存境遇，他们针对他们的历史情景发出他们的声音。然而，在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史学传统，在现实中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它难以摆脱泛政治意识的巨大阴影。
史家黄仁宇声称“大历史不会萎缩”。这种以关照一个民族命运作为考察视角的、从总体上透视一个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自然具有它独特的魅力。与这种“大而化之的宏伟叙事”相对应的，一种以历史故事具体细节资料并通过文学的处理方式把历史故事勾画出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在逐渐走俏。有研究者称，这种历史叙事方式是后现代化理论对史学冲击的结果，同时也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
这是令人欣喜的。历史不再是话语权力者的话语与权力游戏、不再是史学家们用晦涩难懂的术语而进行语言把玩的自娱、不再是让所有普通人望而生畏的高深学问，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不过这种生活是“往事”而已。智效民先生推出的两部作品《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与《往事知多少》，就是这种“往事”的追忆，摩挲，咏叹，并且在这种追忆、摩挲、咏叹中凸显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种作为“往事”的历史让历史属于每一个人而不专属于某一个人。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种“往事”的重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当初当人们碰到这些相似相近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怎样做的？换句话说，“往事”的比较和参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它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寻求精神资源与思想资源的努力。鉴古而知今，我想这应该是历史作为“往事”而走俏的原因所在吧！
（苏少鑫）
让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当历史与现实在一个曾经断裂的链条中重新相遇时，寻找百年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谱系于是回溯到顾准，最后指向了以胡适为代表的“那一代人”。人们用各种方式企图穿过历史的浓云，让那个曾经存在的群体复又栩栩如生。
历史既能颠覆现实，也能为现实提供合法性的理据。在有时的歧异性中，它们有着更多的同构性。思想、观念的积淀使剧烈的社会变迁无法切断不同时代的联系。社会的机体隐藏着各种历史的秘密。这些秘密在某个时代也许会被社会表层的喧嚣遮蔽，但一旦条件合适，它必将被呼唤出来，死又复生。从而，逝去的历史和逝去的人从不会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解释中失去对现实的意义。或者说，逝去的将存在。而存在的东西，注定具有逝去之物的属性。
史料可以让我们透过语言的枯燥隐约可见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身影。但历史亲历者的讲述更能让我们直达历史人物的内心。智效民先生的姊妹作《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这两本书就力图为我们重现那一个曾经在他的眼睛里出没的知识分子群体，重现那段已经逝去几十年的岁月的痕迹。这个群体曾经接过“五四”的火炬，力图为中国带来光明。直到现在，“鲁迅”、“胡适”都像是两座高山，让我们很难跨越过去。而更加注重“拆构”后的“重建”，却又在“重建”中注重经验的有效性的胡适被认为尤能切入这个时代的语境。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虽最终如花飘零，任由雨打风吹去，但这笔巨大的思想资源却通过经验的积累与观念的传承而赋予了我们。这是一种“为未来而不可或缺的准备”。
如果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重现人物为中心，《往事知多少》以记事为目的，那么它们都通过一种温情、平和、感性的叙述方式拉近了人物、事件与我们的距离，使我们恍如置身于叙述的场景。当距离感消失，我们将与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在黑暗中相会。
（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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