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十面埋伏》两片宛似姐妹版
《我的父亲母亲》后章子怡成为张导御用女主角，连那场经典的林中奔跑场景也延续到《十面埋伏》中
张艺谋，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传奇，中国电影界的一面旗帜，电影票房的有力号角，
7月16日又在鼓声擂擂中掀开了他第二部投资了天文数字的“人性武侠”片《十面埋伏》的红盖头。然而当影院里放肆的笑声、影院外铺天盖地的骂声不绝于耳时，我们不禁要问：传奇还在续写，我们的号角尚能轰鸣，而我们的旗帜却怎么了？也许到了该掀开贴在他身上的过期标签的时候了，我们仔细瞧瞧这少有人知的另一面。
张艺谋：“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中国人看得懂我拍的东西。我有两个诀窍：一，深入到人和人之间细微的感情世界里去；二，保持我自己的个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
观众：《十面埋伏》说是爱情悲剧，我怎么看完了一点感动都没有？
观众：（《十面埋伏》）不但模仿了《卧虎藏龙》的竹林大战，还模仿《无间道》，主题曲请外国人唱也有点和大片《泰坦尼克号》较劲的感觉。
张艺谋：“要普及，也要提高。作为一个导演你只是一味地去迎合市场，时间长了会削弱电影的文化内涵。”
观众：老谋子是找到了迎合商业化市场操作的秘诀，但艺术水准比以前低了。
张艺谋：“中国内地电影多年来坚持一贯的人文个性，观众也有这个愿望，我们不要低估了老百姓。”
观众：《英雄》、《十面埋伏》画面是好看，可是编出这样的故事，太低估我们的智商了吧。
才情：模仿和搬弄？
从一开始张导就是个聪明人，并非是说早期电影《红高粱》有多大的商业企图，而是他在《红高粱》里提供的最直接、纯粹的影像样式和故事结构，能够征服西方观众，进而影响中国观众。电影里所展现的美术、服装、道具、音乐等都能在极强的导演意识下做到极致（如此，很像个电影）是其功底所在，所以说他的才情在他的电影里十分扎眼，同时那些不知名的演员也一个个修成正果。
但他不曾预料的是，非电影学院的观众竟能在盗版碟的盛宴里找到张导的老师来，质疑张艺媒电影艺术的声音从未断过。《红高粱》师承早期一部日本名片《芦苇荡》：二战期间，芦苇荡里的一间客栈只剩孤寂绝望的母女二人，她们与一个个从前线回来的男人发生关系然后将他们杀死抛到芦苇荡里，情绪渲染处大片芦苇飘荡太似那片鼓声中风中飘摆的红高粱；《有话好好说》的不安定镜头，大张旗鼓地模仿着奥利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看了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橄榄树下的情人》就知道非职业演员和仿纪实性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鼻祖在哪里，后者不同处在于欲制造类似春节联欢晚会的煽情而显矫情；至于《我的父亲母亲》，他可能会觉得《泰坦尼克号》的苏格兰风笛是抄了他的，只可惜人家抢早公映而已；而《英雄》的模版《卧虎藏龙》竟然都在起用同样的谭盾牌音乐，所不同是，它让张导在整个奥斯卡颁奖礼上连个脸都没露更别奢谈有何奖项；而据预报票房将超越《英雄》的《十面埋伏》抄袭的对象竟然认准了他自己的作品——《英雄》！不知是自己傻了还是观众太傻。
既然故事被放在一边或被减到最弱，导演们总要注重点儿什么。剥离故事，或反电影的常态叙事，在法国新浪潮时期就在被大师们把玩，他们更多探讨人性，人的生存状态或具有时代意义的影像样式，而张导的摄影专业身份和才情注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影像上色彩、光线与构图所体现的张力的贡献。但一部电影好歹不是完全为了眼球爆炸，多少在镜头狂欢过后还能再提供点儿什么。而《英雄》中所有大腕演员的因为没有情节动力使对白只能变成“苍白”；《红高粱》给西方人留下只是“野合”的印象；《我的父亲母亲》不过是“小巩俐”章子怡的个人影集；而《十面埋伏》成了三位演员的才艺秀……
运作：“中国顶级策划”？
从西方评委到中国市场，是张导群所制造的一个商业链。不管是否我们的猜测，张导提供给西方观众的确实都是中国式的东东。当张导的名字成了品牌时，每一次新片伴随着每一个绝妙的销售策划案便无往而不胜了。
张导绝对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因为时代的变化总比计划快，所以他的电影风格才需要多变，他的价值取向也在转移。如果在二十一世纪还去表现《活着》里对中国人生命哲学的探讨，肯定是疯了没好，如果在二十一世纪还去表现《菊豆》里对中国人追寻本能面临悲剧结局的反思，那一定是好了又疯了。于是才会有《幸福时光》的演员选秀，才会有《我的父亲母亲》的绯闻炒作，才会有《英雄》看片出示身份证，才会有《十面埋伏》盛况空前的全球首映式。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不得不令所有中国电影人赞叹和自愧，后期电影的营销推广策划案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巨额票房，足可令其载入“中国顶级策划”之首页。
记得张导在《十面埋伏》的首发庆典中说“希望大家支持中国的电影”，如果这仅是语言包装我们付之菀尔一笑，如果他真认为这样倒要付之大笑。中国电影岂是《十面埋伏》所能代表和带动的，要知道两岸三地多少才华横溢的导演在充满诚意地制造着中国电影的经典。但其作品的商业运作模式却是一直不够商业的其它中国电影所要学习的。
而张氏的所谓商业片其实如同中国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一样也很初级，因为他的作品仅仅满足人们的一次性消费的问题，其后并无艺术可言。西方的一些商业大片如《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等明确告诉我们，商业和艺术并非决然对立，也就是说导演在数钱的时候心跳得不是那么厉害。
转型：商业主义或中国大片情结？
作为有知青经历的张导和所有当时的文艺青年一样有着历史使命感和无上的英雄主义，对于动荡中国和中国人的动荡，其心忧似乎理所当然。但从这样一种对文化现实的批判和关注到目前对武侠成人童话心仪的转变，多少表现其从崇高到反崇高的毁容式变脸。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张导便从早期的深刻意义到无意义的商业电影滑行。以《我的父亲母亲》为分水岭，其后《幸福时光》纯粹以软弱无力的“人间真情”为底，制造了一个从头到尾的赵本山“大品”；而《英雄》之类更是大张旗鼓地表现对于票房的狂热，倒不是武侠片本身存在娱乐细胞的问题，而是因为在中国武侠片里除胡金铨、徐克之流堪得门派（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另说），其它不过混混角色，张导的作品显然在混混里。
近日张艺谋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言谈间把《英雄》和《十面埋伏》定位为“国产大片”，言下之意是，用过去得奖的艺术电影来对抗海外大片的商业入侵显然是弱势的，小制作在中国也难以赢得大票房，他未来的创作仍然会情结“国产大片”，这是自己在艺术风格上寻求的多变。
艺术的多变并不可怕，多变反而是一位艺术家才华横溢的体现。但寻觅张导的艺术轨迹，踏Ｎ只鞋也会白搭，其间出现无数断层，这可能还不是艺术风格或艺术主张的问题，可能与价值观有关。（文：杨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