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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上海人，我也不懂上海话，但汪仲贤先生这本1935年的厚书《上海俗语图说》，让我读得津津有味。
说是厚书，其实不过总计240篇千字短文的汇集。原来，这是汪先生当年连载于沪上《社会日报》的游戏文章。说是游戏文章，今天读来，却又不乏语言、历史、社会及经济诸方面的研究价值。研究当然是学者正襟危坐的事情，我这个市井长大的俗人，骨子里对风趣甚至“低端”的文字总有些不良嗜好，而汪先生这本书，正好搔到了我的痒处，让喜欢打听陈年八卦的我，活生生触摸到那个时代沪上市井与江湖的脉动。这种现场感异常强烈的社会风情，正儿八经的历史书与后世小说家的虚构是绝对传达不出来的。
关于作者，《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严芙孙等撰）有专门的介绍。汪仲贤卒于1937年，原籍安徽，生长于上海，可以说是个上海通。他最早是以新式戏剧家成名。他自编自演的时事剧《阎瑞生》，在南市新舞台卖座三四月不衰。他的小说《恼人春色》、《歌场冶史》都很风趣，受到读者欢迎。
据云《上海俗语图说》在《社会日报》连载后，该报销量激增，“主办人胡雄飞恐他间断，每晚必亲来向他取稿，他往往未著一字，胡雄飞等着要，他出笔迅速，不到半小时，雄飞便欣然持去，连载了一年多，汇刊单本行世”。既然是图说，配图的许晓霞先生也值得一提。影印者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云，“从汪氏的叙述来推测，有相当一部分条目是由许氏作了画再交汪氏撰文的”，“这些插图除了形象化解释语词之外，也程度不同地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据说沪上传统的赌博“打花会”，今天已很少见到形象资料了，许氏的配图却“完全写实，极有价值”。
《上海俗语图说》主要收录下层社会如小市民、娼门的惯用语与白相人的江湖切口，就像吾蜀旧时的袍哥语汇，今天虽然大部分都不闻于日常生活，但作者生动的文字，既让读者感受到彼时多姿多彩的民间社会，也窥测到这些俗语切口的流变。譬如“洋盘”一词，据汪先生考证，乃以前中国戏馆的戏单上都标明“洋人加倍”四个大字，摆明了敲洋人的竹杠，这就叫做“洋盘”
（盘字乃借用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与收盘）。后来连初到沪上的外地人、奸商们也如此对待，一声“洋盘”，“一切代价都要照洋人一样计算了”。再到后来，“‘洋盘’就成了一切‘外行’的代名词，对于任何事物的门外汉，都能称作‘洋盘’”。巧得很，蜀语中现在还有“洋盘”一说，只是并非挖苦外行，说某人“洋盘”，意思是说他很风光，不过却有微讽的涵义。
我不知道蜀语的“洋盘”与沪语是否有近亲血缘，但考量书中其他用语，如“揩油”、“野鸡”、“拉皮条”、“拍马屁”、“那摩温”、“红头阿三”等，可以“亲历”当年上海华洋杂处、五湖四海的多元与包容，而正是得力于开埠后急速增长的新移民与西化浪潮，近代上海话才得以形成。当然反过来，上海的不少俗语，后来也逐渐流传到国内其他地方。这与生猛鲜活的近现代港式粤语之成型，道理其实一样：只要所谓“书同文”的道统不再无远弗届，整个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不同地方的民间语言，也会更有创意乃至相互影响。
读《上海俗语图说》，还可窥见作者的写作态度，虽然如前所述，汪先生往往出笔神速，不到半小时，一篇短文就一挥而就，但书中关于娼妓的条目，如“长三”、“么二”，作者因为“久未走马看花，恐有隔膜之感，未允叙述，乃因恳请漱六山房张春帆先生客串两章”（笔者按：张春帆乃小说《九尾龟》作者），足可见出执笔者的慎重，哪怕如此难登大雅之堂的游戏文字，也能一丝不苟，务求不会误导读者诸君。反观某些时贤，闭门造车，凭空捏造，动辄提笔万言，视文责为儿戏，他们的文风才真正当得起轻浮二字，比起当年的汪先生，相距何其远也。
读《上海俗语图说》，也使我联想起吾蜀先贤李劼人先生的小说，他对四川俗语的研究，未必就像汪先生那样独立成文至数百篇，但纵览李先生地方风情浓厚的美文，他对本土语言常年不辍的眷恋，通过那些精心写成的书边小注，充分传达给了当世与后世的读者。按照现在的说法，李劼人与汪仲贤两位先生的作品雅俗有别，但姑且不论雅俗，他们如果不曾浸淫于生长其间的皇天后土，他们如果缺乏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关注，他们如果生活在一个语言与习俗被强行整编的大一统社会，我们恐怕就再也听不到来自历史的夹缝处、那些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不同生活习惯的小人物的真实声音了。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上海俗语图说》，汪仲贤撰文，许晓霞绘图，初版于1935年。上图为书中插画，“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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