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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余秋雨16日在上海宣布封笔归隐，表示退出文化圈，不再参与文化活动，并称自传《借我一生》“全部可信”。朱大可、张闳、古远清等纷纷撰文或，认为归隐之说无非为了炒作新书，而自传则不是失忆、错忆，更不是艺术虚构，而是凭空编造。
朱大可：“封笔”是故伎重演
昨天，文学批评家朱大可称，余秋雨每遇争议或批评就会言称自己要封笔“归隐”，但“当风头过后，他又重新以另一副面孔出现，这一次他难免又在作秀。”
《借我一生》目前尚未出版，朱大可阅读了刊载于今年《收获》杂志上的该书连载。昨天，朱大可指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余秋雨嫌《文化苦旅》盗版太多，曾表示封笔，“此后出版《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余秋雨总要在新书出版之前宣布封笔，理由无外乎盗版。他已经三次说要封笔了，可每次时隔不久，他就会找个貌似合理的理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比如写作《千年一叹》之前他已宣布封笔，可后来借参加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机会再次动笔。这一次他难免又在作秀。”
对于他此次封笔的缘由，朱大可分析：“多半是因为自传《借我一生》出版。余秋雨是个聪明人，估计已经预料到出版后所要遭遇的各方指责，因此在新书出版前半月宣布自己‘归隐’。”
朱大可重申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对文学发展造成了消极、负面影响。他说：“《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为狭隘民族主义推波助澜，书中对清代三帝的讴歌，开启了赞美专制和辫子崇拜浪潮的先河，从而引发文化倒退。”
张闳：余秋雨是典型的左右逢源
张闳说，对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究竟干了什么，我不感兴趣。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抡棒子把别人打死，已经算得上是个好人了。余秋雨花几十万字在《借我一生》中孜孜不倦证明的也无非是这一点。倘若他没有在《学习与批判》之类的杂志上发表几篇烂文的话，那他几乎真可以称得上是个“好人”了。
纠缠于余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煞“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余秋雨本人似乎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不厌其烦地纠缠于那些陈年旧事的细枝末节，充分发挥了一些“海派文人”的特长，用鸡毛蒜皮来抵御批判的锋芒。余杰等人以为抓住了余秋雨的“文革”小辫子，其实那只是一个假发套，他随时可以扔出去，来一个金蝉脱壳。
余秋雨代表了一些中国文人在现实世界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典型品格。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他实际上是接过了杨朔的接力棒，用虚夸的民族主义热情，替换了杨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
通过他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发出迷人的媚笑。这种迷人的笑容，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自己蒙昧的双眼。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余文赢得了市场。
古远清：余秋雨自传公然造假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谈到自己在“文革”写作组的经历时，能掩饰的就尽量掩饰，不能掩饰的就公然造假。这不是失忆、错忆，更不是艺术虚构，而是凭空编造。
如他说自己在“文革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就是典型的谎言。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的胡锡涛，就曾在《“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一文中明确指出：余秋雨曾三进“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系统，即1968年参加江青授意的批判前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小组；1971年由胡锡涛推荐进入“石一歌”小组；1973年又调入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总共“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经过上海写作组第一把手朱永嘉的亲自安排，张春桥、姚文元于1975年接见了余秋雨。当年余在和我打官司时曾把这篇文章当证据提供给法院，可见他也默认了这些事实。
我觉得余秋雨至今还生活在“文革”阴影中，还改变不了“文革”思维和“文革”语言。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久前的所谓“连环官司”就是一场“小文革”；他一再把批评他的人称为“诽谤者”；另一方面，又把敢于挺身而出批评他的原清查写作组组长夏其言老人加以丑化，把老人描绘成被他这个反清查“英雄”不断“缉查”和“穷追不舍”的手下败将。这不仅仅是对夏其言的个人攻击问题，还关系到如何评价当年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成绩问题。钟禾
你们都把矛头对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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