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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牛群“辞官”风波由某媒体披露之后，一时间成为新闻热点。实际上，作为一个善于造势的人，牛群在数年间始终都是热点人物，每次只要他“换个姿势”，都会引起舆论的一片喧哗。若是牛群在当了三年多的副县长之后真的“意兴阑珊”，决心重回相声艺术界，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但遗憾的是，牛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了含糊的否认。这一“否认”也从蒙城县委宣传部得到了旁证。
牛群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他说过相声，上过北大作家班（算是半个作家吧），玩过摄影，当过出版社的副社长，后来因为“牛群”这个名字的缘故，竟然当上了蒙城县的副县长，这最后一次华丽的“转型”几乎可以载入当代基层政治的教科书。如果在当官三年之后，牛群醍醐灌顶，又跳回相声界，就算是完成了人生体验的完满“闭环”，可他为什么竟然不愿意辞职呢？这样的“恋栈”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依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敦促牛群辞职。
第一，牛群走马上任的程序不够硬气。牛群到底是民选的副县长还是挂职的干部呢？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当初把牛群引进蒙城的原县委书记孙克杰自杀之后，牛群任职的合法性危机也暴露了出来。牛群跟蒙城县有何关系？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一个“牛”字，那位县委书记一拍脑袋，走了一下民主程序，牛群就“空降”到了蒙城县，这样的就职方式即便不说“史无前例”，至少是突破了基层政治的基本模式，而且这一突破还不能算是正面的、严肃的和开创性的。而如果说牛群是挂职干部的话，牛群就应该是受上级政府机关委派的，但目前看来找不到这种委派的痕迹。正相反，牛群之所以当上副县长，与长官意志和人治的陋习倒是有一定瓜葛。三年之后，“斯人”已去，蒙城的三任县委书记也先后被“双规”，在这种尴尬的空气之下，牛群再不辞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第二，牛群身兼多职，有“红顶商人”的嫌疑。之所以传出了牛群辞官的风波，皆因牛群在蒙城县欠了一屁股债，几个债主成天缠着副县长不放，甚至还把牛群告上了法庭，看上去，蒙城人民对牛群也不是那么“太好”。曾经作出“裸捐”之举的牛群怎么会欠债呢？原来牛群不仅是蒙城的副县长，他还是蒙城“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和“五子牛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他名下的这一校、一公司虽然经营不善，但完全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因而牛群在公司的职务并非虚应故事。既然是政府的堂堂副县长，怎么又能当上公司的法人代表？这不恰恰违反了党的纪律，也与《公司法》的有关条款相冲突吗？前不久，芜湖“红顶商人”曾经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芜湖市委书记最后不得不辞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职务，牛群对此应该有所耳闻。既有耳闻，就该“见贤思齐”，辞去副县长之职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第三，牛群身为副县长，却经常不在任职地蒙城呆着，而是“窝在北京搞创作”，这样的“不作为”与打造责任政府的政治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据蒙城县政府有关人士介绍，牛群在蒙城没有具体的分管业务，主要是参与“重要节日庆典和对外招商引资活动”，说得通俗一点，无非一是招徕、二是摆设。牛群在蒙城所起到的作用，完全可以通过公益活动的方式来实现，既没有必要也没有道理非做副县长不可。既然当了副县长，牛群就应该为蒙城人民负责、为蒙城人民服务，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奋工作，才算不辜负蒙城人民的好意与信任。如果把当官作为自己的生活体验从而超然于职务之外，那不仅是对蒙城人民满腔热情的嘲弄，也把基层民主与政治当成了儿戏。
县长虽然不是大官，但在黎民百姓的眼里，做好了可得青天之美誉，做坏了难免恶吏之骂名，无论是什么人，在县长这个位置上都应该忧勤惕厉，为一方百姓造福。如果牛群没有从政的热情和恒心，而是热中于名利的杂耍，那么，退回到娱乐圈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评论员 蔡方华）（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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