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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小余华”推出新作《红Ⅹ》，称要以个人气质对抗市场写作
在“80后”颇为活跃的这个暑期，“80后”代表人物之一李傻傻推出了他最新的长篇小说《红Ⅹ》，文学界评价他的作品气质与其他为公众所知的“80后”作家有明显的不同，在时髦前卫的同辈之中，他却被人称为“具有余华般的写作姿态”的少年。近日，记者对他做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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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傻傻，原名蒲荔子，生于1981年，湖南隆回人。曾在《芙蓉》、《上海文学》上发表作品，入选马原选编的《重金属·80后五虎将》，是“80后”受到文学界关注的作者之一。最新的长篇小说《红Ⅹ》由花城杂志发表，并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对“80后”这个概念我比较反感
新京报：很多评介都提到《红Ⅹ》是一部“成长小说”，你觉得这个评价准确吗？
李傻傻：从题材上说它确实是写一个少年成长过程的小说。第一次写长篇，我还处在学习的阶段，对我来说也是写作成长的起点，但是，我自己认为这部小说写得并不稚嫩。
新京报：小说的名字《红Ⅹ》是什么意思？
李傻傻：小说写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名字，后来我想到了北岛一个字的诗《网》，网是很多交叉的线条组成的，我就想到老师批改作业常用的符号“红Ⅹ”。我觉得“红Ⅹ”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象征意义，发音的口感也比较好，就用了这个名字。
新京报：跟其他“80后”的作家相比，你认为自己与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李傻傻：对“80后”这个概念我比较反感，本来我们想出这个说法是因为大家年龄差不多在网上玩比较有亲近感。现在它被用于一个文学概念，因为不少我们这个年龄写东西的，卖得还不错，它导致好像谁赚到钱谁就代表“80后”。我觉得该灭一灭这个说法。
至于我自己，马原说我的题材不大像我同龄人写的，我想这还是跟个人经历有关，我对城市生活不熟悉，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它是不自觉形成的一种写作状态。
新京报：你会不会介意，自己这么写小说不会像有些“80后”那样有比较好的市场？
李傻傻：市场存在是必要的，但我觉得不能全是市场化的写作。我有把小说写得好看的愿望，但我的题材和写作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只是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至于卖成什么样跟我关系不大。现在一部小说能赚几万块钱我觉得就可以了。
余华的语言欧化得太厉害
新京报：你的小说让“我”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的结构方式像余华的《活着》，甚至小说中也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廖福贵，和《活着》主人公福贵的名字差不多。
李傻傻：你不说我还真没有想过，你说像我也觉得好像是有点像。我是非常喜欢余华的作品的，高中的时候就读过了他所有的小说。我也曾经模仿余华写过一些东西，但没有拿出来发表过。不过，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的确没有想过余华，我想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说《卡门》。
《红Ⅹ》构思了很久，但只写了一些段落，一直写不下去，我觉得是进入方法不太对。我找到现在这个方式，让一个大学生回忆他原来的生活，把他对那段生活的思考融进去，小说可以顺利推进了。至于，廖福贵是我一个同学的名字，给人物起名字经常让我头痛，很多时候我会使用自己熟悉的名字。
新京报：不仅仅是余华，我感觉你的创作受整个“先锋派”作家的影响很大。
李傻傻：我对马原、余华的作品都比较熟悉，可能确实是受过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马原的“河岸不远，大路笔直，上下都很平坦”，这种语言的节奏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西藏。
但说实话，先锋派的作品读多了，我也觉得有些问题，比如余华我就觉得他的小说冷静过度，语言也欧化太厉害。
暴力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
新京报：我觉得你的小说和余华一样非常暴力，杀人和死亡在你的小说里都显得轻而易举。
李傻傻：我觉得暴力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的，因此，我们常常会产生暴力情绪。只不过环境总是把这种情绪软化掉，它没有机会爆发。如果暴力情绪没有被软化，它就会爆发。我选择了让小说中的人物爆发这种暴力情绪。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我看到周围的环境是肮脏，生活是无聊的，你想用这些表达什么？
李傻傻：首先，这跟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不是我刻意设计的环境；其次，同样的环境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他从哪个地方来、他本来的身份、他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的感受，这个环境是我眼中常常看到的世界。
新京报：如果上一代作家是经历所致，你这样的年纪是什么经历给了你现在审视生活的视角和态度？
李傻傻：我觉得实际年龄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你经历了什么，你心里在想什么。现实的打击会促使人思考很多问题，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吃饭，这些经历让我体会到了人最原始的欲望。
新京报：听你的谈话，我发现你的个人经历与小说人物的一些经历是混淆在一起的。
李傻傻：小说人物的经历有些的确是我的经历，但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写小说，因为生活太平淡了，我必须把它打乱重组。我和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说他就是我，而是我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放在他身上了。
本报记者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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