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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失踪孩子彭文文的父母在张贴寻人启事。失踪孩子的家长们想尽各种方法寻找孩子，有的还在因特网上制作了网页，但很多努力成为泡影。新华社发
昆明市一名失踪孩子的家长段中先向记者哭诉：“当时我和妻子出门买菜，离开不到半小时，孩子在家午睡，我们特意锁了两道门，但回到家里发现大门已经被撬开，孩子不见了！”日前，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从云南到福建，行程数千公里追踪贩婴集团，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发人深思。这是一个个丧心病狂的拐卖婴幼儿犯罪团伙，他们分工细致，各司其职，拐卖、中转、贩卖形成一条龙。
惊人案例
大门被撬开孩子不见了
说起自己丢失小孩的遭遇，家住昆明市一个“城中村”杨家地的段中先忍不住痛哭起来：“当时我和妻子出门买菜，离开不到半小时，孩子在家午睡，我们特意锁了两道门，但回到家里发现大门已经被撬开，孩子不见了！”
两男子当街抢走婴儿
接受记者采访的另一名妇女的经历让人有些不敢相信：“我带小孩上街买菜，路上突然驶来一辆微型车，打开车门后跳出两个男子硬说孩子是他们的，活生生把孩子从我手中抢走了！”
寻子联盟的部分家长向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
婴儿来源
“城中村”外来工子女
段中先和这名妇女丢失儿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贩儿童的一个来源就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云南省刑侦总队负责人赵立功说，2000年以来昆明市失踪的352名孩子中，仅2名是常住人口的小孩，其余均为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其中319名是在昆明市城郊的官渡、西山两区丢失的。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流动人口管理中队一名警官分析，2002年取消暂住证和相关收费后，公安机关管理职能退出。此后，由于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对“城中村”以及外来人口的管理基本失控。这是造成被贩儿童多来自“城中村”的一个重要原因。
贫困山区超生的儿童
被贩儿童的另一个来源是贫困的山区。今年6月，福建长汀县警方和云南盐津县警方联手破获拐卖儿童特大案件，涉案人员80多人，涉及被拐儿童60多名。这些儿童大部分来自云南盐津、大关两县的贫困山区。福建省长汀县公安局到云南办案的刑警告诉记者，一些被拐儿童是当地超计划生育的儿童，甚至还有个别家庭专门生育小孩再卖给人贩子。当地山区的贫困加上计生管理工作的漏洞促成男婴的一个“供方市场”。
贩婴网络
诱骗收购运送卖婴“一条龙”
福建晋江市公安局、长汀县公安局分别与云南警方联手破获了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件。两个专案组的刑警分析说，这些贩婴集团内部分工越来越明晰，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一般一个男婴可以卖到13000元至20000元。
贩婴集团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突出表现在运送、联系、出手三个环节中。以长汀县破获的特大拐卖儿童案为例，这个人贩子集团在组织贩运过程中，主要头目胡德海、胡德翠会找一些哺乳期的妇女运送小孩，小孩子和这些哺乳期妇女熟悉一段时间后再送，一旦查获，她们会讲这是自己的小孩。初步查明，胡德海、胡德翠拐卖儿童数量高达60余人。
一些被解救出来的儿童由于找不到亲生父母，被寄养在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中，但这些家庭在收养这些儿童时，都要和民政部门签订合同，声明如果找到儿童的亲生父母，无条件将收养儿童归还。
落户渠道
被贩婴儿“三个通道”落户
在拐入地，将一个男婴买来后，这个孩子以后要在当地生活、上学和就业，就必须上户口。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管理上的漏洞，男婴上户口一般有三个“通道”。
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给孩子报户口。福建省连城县下罗村一罗姓夫妇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一名男婴后，先从邻近的广东揭阳市新亭卫生院花钱买来一份男婴的“出生医学证明”，又从自己所在的乡领到了一份“独生子女证”，然后他们顺利地在派出所给男婴报上了户口。
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连城县策武乡农民张洪金2001年8月8日在连城“购买”了一名一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到当地医院开据了不能生养的证明，又到乡计生站开据了符合收养条件的证明，并通过县民政部门对外公示，最后以无主弃婴的方式办理了领养手续。
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候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会“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记者在福建一些地方采访时了解到，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一些被拐卖的儿童就趁机“浮出水面”而报上了户口。
新华社记者李舒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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