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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年近九旬自称小丁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已至米寿的丁聪依然自称小丁。本报记者刘晋锋摄
人物档案
丁聪，1916年生于上海。
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
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从事画报编辑、舞台美术设计、艺专教员和画抗战宣传画等工作，同时也以漫画参加过多次画展。
1945－1947年在上海发表过不少较有影响的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
解放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发表漫画。
1980年以后，他以超常的精力工作，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书籍插图及讽刺漫画作品，自1979年《读书》创刊至今，他的漫画专栏始终没有中断。
近二十年来，他共出版了三十多种集子，有《丁聪漫画系列》；《中国漫画书系———丁聪卷》；《瞎操心》、《绘图双百喻》（与陈四益合作）；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今趣集》等。
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我觉得叫我“小丁”挺好，有时人家叫我丁老，我还不知道叫的是谁，后来明白了，真出了一身冷汗—————我真的老了吗？我看还不老！
同辈这样叫，晚辈也这样叫，这挺好。
大概是1935年，我在上海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我署个名字。
当时印刷条件很差，漫画只能先弄成很小的木刻，然后再印。我那个“聪”
字笔画太稠，于是就署了个“小丁”的名字———“小丁”就是小人物的意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从来没有自作多情过。我个子矮，长得丑，不喜欢罗曼蒂克。所以，就“小丁”、“小丁”地叫了几十年。开始叫的时候，我19岁。
———丁聪
跟着张光宇
我最喜欢张光宇的画，张光宇、叶浅予爱看京戏，他们拿着速写本去边看边画，我也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学，走到哪都带个速写本。妈妈出门理发，我就带个本去画理发店的人。
我的东西都是偷来的。
因为任何正规美术学校都没有漫画课，美术学校出来的都不会画漫画。我们包括张光宇都是去买外国旧的漫画刊物，看人家怎么画。我父亲和我都是自学漫画，家里连画书也不买，张光宇家里有书，我就常跑去看。尽管我父亲是漫画家，但实际上我开始学画画是跟张光宇学的。
黄苗子介绍我到《良友》工作，一个月挣30元。父亲也给我找了一个职业，到女中教画画，那些女高中生年纪都比我大。我16岁还不到就每月挣八九十元大洋，能帮父亲养家了。
那时候漫画与木刻最出风头，因为它可以马上见报。
我的生活靠当编辑、教书和投稿，绘画是赔本生意，只是可以扬扬名。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我一个小孩，没离开过上海，但是我投稿已经好几年，可以帮父亲赚钱养家了，我画了很多抗日漫画，编了很多抗日画刊，日本人要是抓住了我，我连命都会丢掉。香港当时是自由港，可以骂国民党，可以抗日，只要你不骂英国人就行。张光宇、张正宇要到香港去办画报，父亲就把我交给这两个叔叔一起带出去。
我一上船马上就有了工作，因为《良友》也不能在上海出刊，撤到香港，我在船上遇到了它的老板，他说你继续到我那工作吧，这样我就又能给上海家里寄钱了。
认识了共产党朋友
共产党在香港是公开的，那时谁一到香港，都会跟左派有联系。潘汉年、廖承志是在香港的共产党领袖，他们对我都非常好，所以他们要我做什么工作我都做。
后来我两次到内地都是跟着夏衍。我知道他是共产党，也不好问他，因为那都是秘密啊。他平常不会跟我们谈党内的事情，也没有左的教条，完全就是把你当朋友，跟你开开玩笑，到处照顾你。他用本身做榜样，你跟他交往之后就会觉得国民党的人讨厌，共产党对人好。
我在香港编画报，一直在抗日，却没有到过内地，香港沦陷之后我想：我这个在殖民地生活了多年的人，就算是去不成延安，至少也该到重庆去待一待。
夏衍留在桂林，我去到重庆，熟人可就多啦！重庆有大批从上海过来的电影工作者，我在上海的时候除了编《良友》，也编两个电影画报，还画很多电影漫画，所以跟文艺界搞戏剧电影的人都很熟。
重庆是雾重庆，平常都是炸得一塌糊涂的，但一到冬天，晚上就没有飞机来炸，可以演戏，电影院演完了戏，拆掉前面两排椅子，就租给话剧团演话剧。所以话剧要到9点以后才开始，演到半夜。
我呢，就是混在剧团里。
但我从来不上台，怕见人，难为情，一拉幕就看不到我，我在后台搞布景设计。
吴祖光和我就是在重庆认识的，他比我小一岁。他写戏，我画画，我们住在一起。
他的《正气歌》、《牛郎织女》、《少年游》……好多戏都是我们俩合作的。
没时间画漫画
1946年抗战胜利后，延安宣传队到上海演《兄妹开荒》，没人吹笛子伴奏，不是人家不会吹，而是人家不敢吹。我那时在上海，夏衍知道我会吹昆曲，他说吹笛子找小丁。我那时反正是：只要是共产党的事情，我都做。
夏衍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问，但他的电话我知道，有事我就给他打电话。夏衍、廖承志他们无论要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做，只要说一声就行，也不问为什么，我们相互之间有这种信任。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时共产党不能出面的事情就让我出面。那时候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和中国漫画家抗日协会的图章都是放在我这里，一旦有什么事情，需要美术团体参加，就到我这儿来盖章。
解放以后，我想画画了，因为我在解放前老是那么颠簸，没有时间画画，结果廖承志因为我以前编过画报，就要我去编《人民画报》，我二话没说就去了，我是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就是管业务的啊，我整天忙于编画报的工作，也就没有什么时间画漫画了，连老婆都没时间讨。
我1957年结的婚，40岁再不结婚就不像话了。可结完婚第一年就把我打成右派，她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不要再找我
大鸣放的时候，全国文联到吴祖光家里接他去提意见，发表时，田汉给他加了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下好了，二流堂的事情从吴祖光而起，然后就说二流堂的骨干是丁聪、吴祖光和黄苗子，因为我们三个是好朋友。其实在重庆的二流堂我就没有参加，后来到了北京，我编《人民画报》编得苦死了，哪有空去玩啊？
我编《人民画报》时要苏联专家点头我才能发稿，他们极左，比如说那时候登一张风景画，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办报方针。这时单位开了个座谈会，让我们谈谈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心里不满意就说了出来，这就成了“反苏”的罪状。
1958年的时候，先是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接着我和黄苗子也去了。
临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想不通我怎么成了右派？但我想毛泽东怎么会错呢？组织怎么会错呢？那肯定是我有问题，所以我心平气和地就去了。
我要改造，总得知道我哪儿做错了，但始终想不清楚，我想我什么事情都做了，从来没有反过革命，我一直都在为共产党做事情，不然为什么我拖到40岁才结婚呢？不懂。
“文革”结束后，到江青他们被揪出来之前，1979年还要斗我，结果就在要给我开批斗会的前两天，四人帮自个被揪了出来，我才被解放了。
反正我是一直都认为自己有错，诚心诚意地改，所以我活得下去。可最后搞了半天，给我一个结论说我是错划右派。
到现在我都解脱不了，我似乎还在一天到晚接受“外调”，包括你今天又来问我好多问题，我在想，怎么老是调查不完了呢？以后饶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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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丁的漫画怕老婆
众怕老婆者相叙，欲议一不怕之法，以正夫纲。或恐之曰：“列位尊嫂闻知，已相约即刻一齐打至矣。”众骇然奔散。惟一人坐定，疑此人独不怕者也。察之，则已惊死矣。
———《笑府》淡酒
有以淡水酒饮客者，客尝之，极誉其烹庖之妙。主人曰：“粗肴尚未设，何以知之？”答曰：“勿论其他，只这一味酒煮白滚汤，已好吃矣。”
———《笑林》
记者手记
一个家，两个人，孩子不在身边，没有保姆，丁聪每月画四五幅漫画，他的夫人沈峻操持一切家务和外事。
丁聪今年88岁，沈峻比他小11岁，她身手矫捷，语速飞快，直截了当，极擅归纳。
我说我想听听关于二流堂的事情。
沈峻对丁聪说：“你不要绕来绕去地说不清楚，你把陆志庠跟她说说就好了。”丁聪说：“她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从来尊重她。陆志庠呢，是我的一个聋子画家朋友……”待沈峻起身离开，我提出我还是想听二流堂。
丁聪说：“啊，你还是要听二流堂啊？”遂从沙发上挺起背，直着嗓子大声叫：“家长！家长！家长，她就要听二流堂！”
沈峻进门，说：“二流堂没什么，就是这些文化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到了运动当中就给你捏造一个罪名，说你是反革命，如此而已。”
丁聪说：“……她没有跟我过过一天好日子。”沈峻打断他：“行了，行了，日子都挺好的，你别说这些。”
我索要丁聪的照片。
沈峻说我们家最怕找东西了，开始在桌上翻。丁聪默默地看着她，叹息：“我给她带来那么多事情。”
沈峻给我一张丁聪的自画像。
走时，丁聪好奇地看着我的录音笔，问这是什么。沈峻说录音用的。丁聪笑，说她总是什么都知道。录音笔关机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躺在摇篮里打呼噜的卡通娃娃，丁聪看到了，叮嘱我：“不要吵醒他哦。”
口述：丁聪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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