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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
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左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右图：德文版小说描写了两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漂泊者，在世界各地为生计在电影里跑龙套、赌钱碰运气输光了路费、卷进人贩子团伙等一系列离奇经历……
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
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新京报：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新京报》连载之后，你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馈吗？大致是些什么？
徐星：打电话来要书的很多。说是外面买不到，可又等不及连载完。我问过出版商，估计最近几天就差不多上架了吧。朋友们的评价很高，说是这么文学的东西，多年来很难看到，这大概是朋友们捧我的场吧。
新京报：在这之前你有多少年没有发表小说？
这些年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写东西？
徐星：我大概有10多年没发表过小说，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但我从不会主动去发表东西。人家可以说你爱写不写，但我也可以说，你爱出不出，我从来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过要出版的压力，因为我不靠这个生活，我不是专业作家，要是从作品数量的角度说，我大概连业余都算不上吧。
新京报：这部小说能不能看成是你的复出，你是不是打算开始新一轮写作？
徐星：我不敢说，因为在这方面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新京报：我听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你在1980年代的一个中篇扩写而成的，为什么要将一部中篇扩写为长篇，而不是重写一个新东西？
徐星：不是一个扩充，是一个继续。1989年写完第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篇它成型了，但我没写完，因为它本来的计划是个长一点儿的故事。
新京报：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风格变化不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部新长篇小说，仍然是你以前小说的一个延续？
徐星：这部小说成熟多了，语言表达也聪明多了，幽默也更加深刻了。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这部小说采取的反讽态度更加犀利，你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星：老了。激愤少了，白眼儿多了，演戏的冲动少了，做挑剔观众看戏的享受多了。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新京报：《无主题变奏》是1981年写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吗？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嘛？
《无主题变奏》是个很老的小说，今天看起来，从文学因素上说，它欠缺很多。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为我的恋爱毁于当时的价值观，这可能也算是一点个人原因吧。
《无主题变奏》有点儿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的意识，是不是跟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有关？
徐星：是。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现在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所以不像当年那么轴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劲儿颠覆的价值观，比如单一的金钱价值观，上街时我经常看到让人发笑的广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没钱，买不起你的花园别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最脏的宣传被我们学来了。这也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冲突激烈的，可惜这些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在中国的代理人很多，市场很大。
先锋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先锋派）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新京报：《无主题变奏》之后，你也创作过一些小说，你觉得那些作品为什么被忽略了？你认为那些小说写得怎么样？
徐星：我认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间的《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很不错的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太高了，这些就被淹没了。不过有的时候能零星听到一些网友网上的议论，谈及到我其他的作品比《无主题变奏》成功什么的，我还是挺高兴的。
新京报：在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你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写作停下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发表小说？
徐星：我的写作没有压力，我不靠这个吃饭、买车买房，所以缺少动力不求进取，所以近20年写得很少。当时的“广泛影响力”纯属偶然，我没想过让它有影响力。
停止发表作品除去写的东西有点儿不合时宜，还算是纯粹的个人原因吧。我也想发表，可是一想到这事儿这么麻烦，还得投稿什么的，跟人打交道，又烦。当然，在极穷困的时候，我也卖过小说，比如被盗窃一空，没钱吃饭可又没什么可以卖，我就卖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说的版权。
新京报：文学界把你归入19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写作，看成是后面“先锋派”
写作的一个开端，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徐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说真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你所说的后来的“先锋派”，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只写小说，但我不看小说，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回事，那这不又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历史的例子吗？
新京报：近些年“先锋派”和你一样处于沉寂之中，你认为他们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本报记者术术
新作快评
也许他只是在怀旧
书评人吴慧（南京师范大学）
那本自书架最高层抽出的书，久未翻阅，积满灰尘。打开目录时，所有不知名的细屑在炽烈阳光下急剧飞舞。
《新小说在1985》（吴亮、陈德培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定价：3.85元）。暗色封皮，装帧简单，纸张因为年代关系开始泛出哑黄，变得薄脆。
我在目录上急速搜寻，一眼就看见《无主题变奏》，一排小说题目里，第四个。在此之前，我对徐星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无所知———虽然我曾一度紧追刘索拉。追着刘索拉也不过只是因为她是个读起来显得比较特别的女人，或许可供当年的未成年少女仿效学习。至于如今出现在不同版本文学史上的“刘索拉和徐星先后发表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被视作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作”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从未得知。20年前，我刚坐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学习汉语拼音，“徐星”好像只是一个和我同班的小男生的寻常姓名。
我带点未知的好奇去询问身边的人。20年前，他也是握着一支钢笔在印着某个纺织厂名字的公用格子纸上一笔一划地认真誊写着自己小说的文学青年。他如遇故人般地在电话里急急问我从哪里看来的这个名字？我告诉他说，这个叫“徐星”的人要出新书：《剩下的都属于你》。他在电话那头叹一口气，说你一定没有看过他的《无主题变奏》，那是20年前的一股狂风，比起这个夏天更热。他于是爬高给我找来《新小说在1985》。
在看完小说《无主题变奏》及整本《新小说在1985》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20年后徐星携新作重出江湖引来的各方关注，其间怀旧意味也许比起新作本身更加浓厚。徐星成名的1980年代距离现在已如此久远，而那个年代的文学状况以现在看来又是如此充满着各类变数带来的新鲜。
只要略微翻一翻《新小说在1985》，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何20年后徐星重新浮出水面会引来如此浓厚的怀旧感情。在小说目录开出的16个作者名单上，排列在“徐星”名字之前的，是“韩少功”；之后依次排列着“何立伟、刘索拉、莫言、扎西达娃、马原、张承志……”贾平凹是第9个名字，紧跟其后的才是王安忆，最后一个是“刘心武。”在徐星四处肆意任性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的这20年里，曾在1985年与他并列甚至落于身后的那些作家，已然跻身或知名或主流的作家行列。对于当下名家的同代之人保持一样的浓厚兴趣，也不失为时下这个娱乐年代里八卦精神的致力体现。看完小说集后，我只想着，不知道当年同样名列其间的“陈放”、“郑万隆”或者“叶蔚林”这些人如今都在哪里？如果时下里是他们携着新作出现，那么也许和徐星出现的意义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对于徐星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评价，则当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里的事情。
这样看待徐星和他的新作，会和徐星所追求的生活一样，比较简单和快乐。而对于那些曾经视徐星为偶像的人们来说，无疑还要沉重许多，他们不得不为20年后偶像的重出江湖担心“廉颇尚能饭否”的问题，虽然徐星本人对此也许觉得毫无意义。
“先锋文学”，是可爱的文学评论家送给徐星们的一个文学标签，无论他们接受与否，高兴与否。20年前已经这样，20年后同样如此。但是法国荒诞派先锋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说过：“先锋派就是自由。”对照着徐星这20年来随性快乐的生活，也许他会冲着这个意义，不安心地承认自己的“先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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