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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哀乐中年》剧照,由石挥、朱嘉琛主演。
电影笔记
飞短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法国访问时,见到了导演卓别林,卓别林问起新中国的电影来,周总理早有准备,他带来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完,对纯粹而优雅的中国戏曲艺术和新兴的电影艺术大为赞赏。而这部片子的导演便是桑弧,3年后,他又执导了《祝福》,也成为桑弧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就最高的一部影片。
能知道桑弧,首先得益于石挥。法国著名影评人乔治·萨杜尔曾说他最喜欢的演员有两位,一位是赵丹,一位是石挥。刚巧看过石挥自导自演的《我这一辈子》,觉得真是百年难遇的好演员。偶尔翻旧书刊,知道石挥特别欣赏桑弧,并和桑弧合作过《假凤虚凰》(编剧)、《太太万岁》、《哀乐中年》这几部影片。前两部是生活喜剧,那种市井人生的聪慧和无奈使得这喜剧像极了隔壁夫妇的小算计、小恩怨,仿佛生活的乐子就在醋翻瓶倒间兜转。先以为桑弧在做着超越时代的事,那时的主流电影多反映内忧外患,而桑弧却在飞短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但后来才知道太阳底下无新事,桑弧所表现的无非是不容易磨蚀的人之常情。难能可贵的是,40年代的中国喜剧电影已经相当完备,笑料的铺陈清新自然,尤其是《太太万岁》竟能在严密缝合的巧合中渗出一丝悲凉来。桑弧文革后拍摄的《邮缘》,仍走他最熟练的市井喜剧路线,抓住当时的社会热点集邮,讲了一个颇为淡雅的爱情故事,极具亲和力。
而《哀乐中年》却显出桑弧沉郁的一面,是两个年龄悬殊的教员的爱情,实则表现的是父子冲突这一亘古不变的叙事母体。含蓄、淡雅中见浓烈是桑弧的拿手好戏。话剧皇帝石挥以万变应不变的表演风范,石挥一改他在《太太万岁》中的酸腐和荒唐,换之以淳朴而拘谨。
片中最大的寓意乃儿子在父亲50岁生日之际,竟送墓园,而父亲却把这墓园改建为一所小学,谁在葬送谁,谁在教育谁,怕只有天知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桑弧的影片大都反映的是这个大都市的状貌。他虽然悲喜剧左右开弓,但发生地都在上海,上海在桑弧的电影里是精细而闲碎的。桑弧那代的电影人,还是把故事和人物放在首位。桑弧影片的主题大都是朴素,甚至是简单的。人物善也没有善到普度苍生的境界上来,恶也离恶贯满盈差得太远,全是些小欢乐,小烦恼。惟其小,才更见其真切和普遍。现在的中国电影有太多立意高远之作,却往往落人以眼高手低的口实。像桑弧这样心平气和的导演,世纪之交的华语影坛里,老实说,我还没有见过。赛人
回眸
人文电影精神绵延不辍
朱石麟之“高足”
在中国电影史上郑正秋与蔡楚生的师承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接力,社会派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而另一位电影大师朱石麟作为桑弧的启蒙老师,传承人文派电影思想,这段师生情谊更是一段佳话。桑弧30年代初,曾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立志当一个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感时忧国,面对社会不义可拍案而起。可是双亲亡故,家境窘困,他被迫辍学进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当学徒,不久便结识了朱石麟先生,成为他的“高足”。朱石麟的电影创作方法与态度十分吸引桑弧。
桑弧在晚年怀念他的启蒙老师时曾提到老师“蓄势”和“藏拙”的心得体验对他有很大的启发。
朱石麟鼓励桑弧从做编剧开始自己的电影之路。桑弧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灵与肉》是在1941年9月公映的,上映时被发行方改名为《肉》。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悲剧,由后来自杀的英茵主演。1945至1946年,桑弧在朱石麟的支持下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和《人海双珠》。《人海双珠》拍摄期间,柯灵发表题作《浮世的悲哀》的文章“……艺术的色相是繁复的,正如人世的色相。
大多数的人生是琐琐的哀乐,细小的爱情,善恶相磨擦,发着磷磷的光“。
平凡喜剧,不凡的写意
桑弧1946年8月进入文华公司,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导演。在同张爱玲合作完成《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后,1948年,他编导了代表作《哀乐中年》。《哀乐中年》或可看作是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的完结篇,虽然编剧没有署张爱玲的名,但张爱玲还是参与了部分创作过程。张爱玲曾在《〈太太万岁〉题记》中解释说:“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永远夹杂着一丝心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在《不了情》里,主人公宗豫(刘琼饰)和家茵(陈燕燕饰)倾吐心声时也曾对“哀乐中年”这一心情感慨万分。可见“哀乐中年”几个字所蕴含的悲喜交集滋味,是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电影作品的延续性主题。
晚年桑弧总结说:“回顾我的喜剧创作,我有一个总的主题,那就是人与人应该真诚相处,不要欺骗,要彻底丢掉假面!”他还主张喜剧目的的含义或界限不妨定得宽一些。他说:“我过去曾经主张,笑仅仅是手段,现在我认为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戏剧不能引人发笑,就丧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独属自己的“电影梦”
1946年8月下旬文华成立时,桑弧被明确为负责公司的艺术创作并帮助物色公司基本创作人员。桑弧的人文电影创作姿态并不孤独,到了该年年底,原来战时黄佐临领导的苦干剧团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到公司中来,文华的声势也更大了,文华老板吴性栽于1949年迁港定居,而桑弧和黄佐临先后在文华影片创作上发挥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的编导创作对公司同仁的创作都具有支撑与示范的经典作用。
1949年后,桑弧随着经验增多,看问题的视角发生一些变化,1950年,他与石挥合作了影片《太平春》,继彩色戏曲片《越剧菁华》之后,尝试《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年),又编写了《天仙配》,不意却大获好评。1956年,他导演了夏衍改编的《祝福》。自投入人文电影创作起,桑弧的“作者”意识始终很明显,依从老师朱石麟的教导,尽可能由自己编剧或参与编剧。
在上世纪60年代(《魔术师的奇遇》)及80年代(包括1979年的《她俩和他俩》、《子夜》、《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均是如此。尽管世事变迁,但40年代创作活动中的人文电影精神,在他1949年以后的一些创作中或隐或显,绵延不辍。
张悦导演桑弧。
桑弧,原名李培林。桑弧这一艺名来自于“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这一诗句,原本是银行职员的李培林,借“桑弧”两字立下了毕生从影的志愿。也许从此就能略窥桑弧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文华影业公司的创作者们,所执念的人文电影运动立足于艺术的初衷,那些在荒凉世界里有着深长回味的人文派电影实践,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寂寞之后,终于显现出真正属于电影艺术的力量来。
作品
《哀乐中年》:根植于都市市民文化
这部由桑弧编导,充满浓烈“作者式”味道的影片被香港导演李翰祥誉为当时最有价值的影片之一。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文华风格”中最有风格的一部。它深深根植于时代生活的深层,深得上海独有的都市市民文化的底蕴。
全片的情节并不复杂,是一位50岁的中年人被儿子打着“不忍父亲辛劳”的旗号,停止了他挚爱的小学教育事业。在温情脉脉、平淡朴实的叙述过程中,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却做了主导,这种力量来自于传统世俗观念,也来自于一种集体势力。《哀乐中年》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风格上的轻喜剧色彩。喜剧天生的娱乐性更符合个性张扬和人性的解放,所以该片的出现是一个更“开放”也更“现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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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强烈的现实性
在战后进步电影创作中,应云卫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导演的《无名氏》、《忆江南》和《鸡鸣早看天》都是现实主义优秀之作。其中于伶编剧的《无名氏》完成于1947年。
《无名氏》的剧本基础很好,有丰富的情节,多样的人物和很强的概括性。时间跨度从战前一直到战后;空间涉及上海“孤岛”、大后方重庆及香港;故事以江南一家人的曲折遭遇,对比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由于影片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意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删剪,但进步舆论还是给予热烈支持,认为它对“‘胜利’后中国这混乱的时代”有“强烈的现实性”。
世界风云
1948年,法国的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提出了著名的“摄影机钢笔论”,他认为:“借助电影这一语言,艺术家得以用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不论这思想是多么抽象。所以我称这一新的时代为‘摄影机———自来水笔’的时代。”(《法国银幕》第144期,1948年3月30日)十年后法国新浪潮出现,运用此理论实践拍片。
1948年,由伊利亚·卡赞导演、格里高里·派克主演的《君子协定》获得第二十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影片讲述纳粹上台以后,排犹主义如同一股血雨腥风席卷欧洲。
白人作家菲尔·格林也加入了排犹的行列。但是通过实地考察,格林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为人处世所感动,便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抛弃了对犹太人民的偏见。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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