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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3月有个三八妇女节，以女性为题的活动自然活跃一时,其中北京季节画廊的《她们》——10名女艺术家联展，今日中国美术的《梦想·困惑·现代女性特质》13名女艺术家的联展，这两个展览不仅召集的是女艺术家，在话题上也倾向于往女性主义的深度探讨。
《她们》里，有不小比例的作品是在身体上做文章，但是从画面上那种情绪化的笔触和色彩给人更直接的印象是青春主题——这些画家的年纪的确很年轻，而女性意识被掩盖在青春的身体里——如果有的话，并没有真正表达出独到的关怀，或策划人所说的“敏感”。
女性主义如果真是个话题，它在艺术上的体现应该有别于做论文，论文可以一而再地据理力争，如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女性艺术之所以兴起，因为有女性意识的醒悟，才使女性立场和女性表达有了申诉的动力和价值，同时作为艺术，又少不了表达的能量，否则就更容易卷入女性急于挣脱的另一种话语旋涡。力推这个展览的艺评人张朝晖为其写的评论耐人寻味，他引用了朱大可的一段话:“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人像今天一样，肆无忌惮地放送着自己身体隐私，并越来越擅长身体做秀和进行新闻策划，用情欲话语的每一种变化来制造卖点，以争夺公众的宠爱。”她们“自己的身体和来自身体内部的感觉是真实自我的无可置换的载体”。所以这里的作品在他看来展示的是她们对自己青春胴体的关注和由此引起的各种情调。他文章的题目直指她们的身体。
不大的展厅里，谁都会注意到马延红画了一套54张油画扑克牌，和她的偶像系列。她的偶像包括王妃戴安娜、画家弗里达、艺人山口百惠、雕塑家克罗代尔、歌手王菲等等，偶像由肖像和她们的闻名作品或使她们文明的事构成，而扑克牌是她自己的“琐碎”东西:香水、手套、衬衣、玩具、鞋子等，当然也有自己戴耳环的耳朵、穿衣服的身体。两组作品在色彩上有极大的反差，偶像系列是很沉着、略带感伤的色调，笔触坚定、理性、写实，扑克牌里的东西色彩鲜艳，笔调轻松随意、甚至有点凌乱，虽然显得似乎有些甜腻，可怎么也没法使人回避其中的被反省出来的脆弱，一个个物件被套在扑克牌的框子里，这种很形式感的方式在作品的整体上加深了轻、孤单、片段不能整和的心理效果。不知是策展方有意为之，还是仅仅因为同一人的作品，这两组作品的并列展示，尤其突出这种对比。即使不对这种对比做任何阐释，也能看出画家是非常理性地在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在这一点上，作为女性的审视似乎的确有别于同样类型的男性画家，马延红并没有因为自己那些“东西”的琐碎而琐碎掉一切，对那些偶像既不是崇拜也不是讥讽，而是在同为女性的目光下被分析，虽然画幅不大，却还是多少渗透出命运的复杂感，也有对多种女性角色的宽待。
这一切在张朝晖的描述中都只是“身体的各个部分或与身体密切接触的用品，以及女性的本能的感觉”。像陈庆庆、邢丹文没有描述身体的作品就几乎被忽略。陈庆庆的作品是用麻丝做的一件《拷贝出土文物》的衣服，一个《天梯》，这种材料和方式的作品她已经做了很多，视觉上细密是首先被注意的，也是被广为接受的，把它放在女性的题目下，可以引导我们注意到其中工作特点，至少它的纤细、仔密、轻柔要求一双巧手来完成。“巧手”可是所谓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表扬或界定，不过如果把它当成工作能力之一种来继承和发挥并不一定导致对其他能力的束缚，对这种能力的使用和关注是否也可以算是一种“女性的角度”？
女性的话题已经持续了那么久，在艺术批评中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说明它还是个问题，不过作为问题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入，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身体的认可。参加《她们》展的画家聂牧在说到“她们的角度”时，说“50年代的中国女性一直是能顶半边天，身着蓝制服的形象。而70年代的人在青少年时期，交至她们手中的却是三围在38、18、34的芭比娃娃”。果真这是“她们的角度”的话，岂不是又回到西蒙·波伏瓦写《第二性》时的起点，而在西蒙·波伏瓦的分析中，那正是“他们的角度”，就是因为这样的角度女性才被各种各样的指标所规定，身板儿壮点儿、性格爽点儿的“铁姑娘”在张朝晖的形容里就是“男人般的”。
《梦想·困惑·现代女性特质》挑选的也多是比较年轻的艺术家，它的题材多样一些，在表达困惑和梦想上，不仅有女性身份，也有身处其中的环境。王彦萍的屏风系列像是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游移的隐喻，多重视角使所画的内容变得虚实不辩，疑问的情绪更多于申辩的急迫。这样的谨慎是否是女性的特质，或艺术创作中是否有女性特质？还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女性特质，而只有西蒙·波伏瓦论证的只有社会性别的差异？这话题肯定还会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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