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晚生代”作家吴晨骏、艾伟、刘继明、石舒清、熊正良等人相继出版作品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晚生代”浪潮。但这波浪潮是渺无声息的，静悄悄的，他们再没有之前的“先锋派”那样有轰动效应，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纯文学边缘化的时期。至于他们的作品究竟价值几何，也许还要等待许多年才能盖棺定论。
熊正良。《我们卑微的灵魂》
瓦解的年代
书评人小铁在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的开头，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几个年轻人殴打一个老年人。这个场面之所以如此惊悚，是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尊老爱幼的常识，而老年人通常代表着权威，占有最大限度的社会资源，殴打老年人所显示出的对社会秩序的挑战意义可想而知。
熊正良的中篇小说《我们卑微的灵魂》里，同样出现了年轻人殴打老年人的场面，几个老年人为了救护一个按摩小姐，与年轻的地痞流氓斗殴，被打得头破血流，这个情节有点超现实的意味。熊正良总是喜欢在现实的叙述里掺进非现实的因子，搞点“魔幻现实主义”。
《发条橙》里，年轻人终于被老年人收服，而在熊正良的小说里，老年人依然那么软弱，只能以捅自己一刀的方式软弱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熊正良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都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老年人或者说“父亲”形象，“父亲”代表着威权、秩序，而熊正良小说里的社会是一个秩序瓦解的社会。年轻人只能在社会浪涛里无望地搏击，就像《少年滋味》里的“我”，最终不是选择回家，而是“搭上了拖驳，逆流而上”，继续自己无辜的旅程。
知识分子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的制定者，但在《夜晚我们干什么》里，一高一矮两个知识分子在是否嫖娼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作呕的丑态，一种欲嫖又止、欲脱还羞的猥琐。整篇小说里没有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似乎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失去“命名”能力的象征。这是我见过的最恰切地描写当下知识分子丑态的小说。
正是在描写瓦解的年代这一点上，熊正良深深切入了自己所处身的时代。这种“瓦解”渗透进了他各种题材的小说中：描写乡土的《无边红地》、《甘蔗林》，描写城市的《湮灭》、《城市麻雀》，描写女性的《素色》，等等。他的文字有一种浓墨重彩的粘稠感，确乎与他曾经是一个油画从业人员有关。
但熊正良可能是一个有限度的作家。他的故事总让人感到拘谨，小心翼翼，似乎生怕碰响了什么。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再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已年届五十的熊正良身上。
吴晨骏。《筋疲力尽》
筋疲力尽的小丑
书评人何西
这部小说，像是一部侦探电影：探究到底谁与谁怎么成了小丑。从石勇与李匡胤夜闯N大学起，一个好奇心可以肆意驰骋的疆场就展现了。石勇站在前列，聚光灯照出他和他的生活———一群人怎么捆绑在一起通过文字混生活。
这个文人圈子不同于《围城》里那群各自求生活求爱情的一群人。爱情压根没有出场的机会，女人只是花瓶、沙发一样的装饰品，这群文人的日常生活是名利与欲望的容器。吴晨骏展现了一个当下文化人无法规避的一个事实：文学就是文学活动。
这是吴晨骏提出的问题，他故意忽略这群人的作品不谈，而客观地表现了他们的文学活动，这样的客观是一种略带嘲讽的轻笑，仿佛一个被蛀牙剧烈折磨的人的笑。
这样的尴尬大写在石勇内心，他被吴晨骏赋予了反思的能力。通过石勇与“某些人”的对话，石勇意识到“用小丑来形容艺术家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他的反思是不彻底的，“环境迫使我们成为小丑。但我们不应把小丑当成贬义词。我始终为自己能从事艺术而自豪”，对于这样的不彻底，吴晨骏通过“某些人”之口说出“小丑自有小丑的价值标准，况且是时代迫使我们成为了小丑”这样的观点。
至此，侦探电影演绎到最后，观众会发现真相就是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看到一群整天扑腾四处捣腾的人。他们到底是精彩的小丑还是无聊的小丑？！或者像小说的题目一样：这是一群筋疲力尽的小丑。
套用最近读到的很动人的王小妮的一首诗《月光白得很》的第一句“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骨头”来做个结尾：吴晨骏在《筋疲力尽》里照出了一切的小丑。小丑一般身着黑白两色，但在月光下，一切都是银白。
敲开现实的硬壳
艾伟。《水上的声音》
书评人洪治纲
艾伟是一个热衷于思考的作家。他总是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历史和现实，并想方设法敲开它们坚硬的外壳，找到自己所认定的生存真相以及人性本质。
因此，在艾伟的小说中，历史与现实看起来都保持着自身的原生形态，并一路欢畅地奔向某种日常伦理所预设的结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艾伟却又不露声色地展示出各种尖锐的、不可抗拒的甚至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真相，从而对那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生存秩序进行迅猛的一击。
比如收入本书的中篇《回故乡之路》，这部小说围绕着父亲的罪与非罪，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叫“解放”的少年与历史的对抗。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在讲述一群少年对暴力的某种本能式的迷恋，它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质，充满了某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式的革命气概。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个纯洁无邪的生命，乐此不疲地沉醉在各种战斗的激情想象中，并最终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走向自毁时，我们不得不将思绪延伸到故事的内部，即，那个时代所谓的理想主义教育，以及某种乌托邦式英雄情结的强力灌输。《小卖店》叙述了良家女子苏敏娜对三陪小姐小蓝的“特别关照”，结果小蓝却“恩将仇报”地对苏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实质上是小蓝内心的尊严被伤害后的本能式反抗，是出于她对整个虚伪的道德生存的一次不自觉的嘲弄，是一种尊严与伦理的对抗。
刘继明。《梦之坝》
从“坝之梦”到“梦之坝”
书评人刘川鄂
历史上的三峡长期以来就是审美化、诗意化的，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和寄托情感的地方，但它是怎样变成一个实用化、经济化的三峡，其中的过程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刘继明洋洋50万言的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三峡工程的许多历史细节。
作为一部超大型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把全景式报告文学的特性发展到了极致。
《梦之坝》的历史就是“人与水”的历史。作品重点揭示了从孙中山对三峡利用的大胆设想，到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反复论证，到后来的正式兴建的整个历史过程。同时对工程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诸如环保问题和移民问题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在对这些过程和问题进行梳理和廓清时，作者始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冷静辨析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水利工程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以及关于大坝修建的种种意见和论争。
刘继明说：“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在面对关涉人与世界的命运的重大事件或时刻，依然需要做出某种介入。”刘继明以介入的姿态对三峡工程的建设进行书写，这种书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言说的行为，它自然而然地渗透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部大书不是对既有定论的形象图解和单向度歌颂，而是充分正视了围绕三峡工程百年论争的方方面面的复杂性。刘继明积极介入的姿态使作品获得了一种既具有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人文激情的史诗品格。
石舒清。《伏天》
边缘地带的清凉剂
书评人达吾
石舒清受到关注是因为他的作品题材，他的人类不宜生存的西海固，他的目光浑浊而内心宁静如深泉的乡亲；但他受到肯定却是因为他作品的素质，一人，一物，一景，一事，那里面蕴含的生命激情和情感力量，那种秘而不宣的生命状态，无畏而敬畏的文化心理，是本土的，中国的，却是非常地域性的。
他的宁静给人一种近乎沉默的感染，就像西海固那片土地上内敛深邃的人民，内心沉淀着对生命奇异的爱意。
《清水里的刀子》这个短篇已经成为汉语文学的当代经典，它将中国地域文化中的一种宁静的燃烧、苦难的愉悦以超验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石舒清的作品是底层的，农民的，又是地域的，精神的，但最基本的是，它是边缘的———边缘的文明和边缘的生存状态。
石舒清曾说：“我觉得一个作家有没有依托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有了就是咬定青山，没有就是浮萍无根。我有西海固这样一块富足阔大而又深远的背景，实在是我的福祉。”在《清水里的刀子》前后，他还写下了更多的短篇，《节日》、《旱年》、《开花的院子》等，这些小说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个相邻而居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不甘精神平庸，渴望走出被忽略的境地，他们从生活细节中发现生命的尊贵，对时代的潮流保持着永远遥望的姿势。这些西海固的人们，被石舒清引到了文化的前台，用平静的眼神与广大的世界对话。他的小说以相同的精神品质成为燥热时代的清凉剂。
概念小辞典
“晚生代”是继“先锋派”之后中国文坛最有活力的群体。大概包括何顿、述平、朱文、韩东、吴晨骏、毕飞宇、刁斗、东西、鲁羊、李洱、西飏、鬼子、熊正良、荆歌、石舒清、刘继明、吴玄、艾伟、麦家等人。他们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名于90年代中期前后。他们的作品有一个总体倾向就是回归现实主义写法，直接描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重视讲述吸引人的生活故事。
“晚生代”最初的命名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应该是相对于“先锋派”而言，大概是指他们生之晚矣，没有赶上在80年代风光吧。当然，50年后再看这个命名，可能会非常搞笑。
（小陈）[ 责任编辑：罗远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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