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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尼·休斯顿来了，艾尔顿·约翰来了……可他们都没有选择广州。广州去年错过了玛丽亚·凯莉和瑞奇·马汀，今年又要错过他们。还好“神秘园”会来，“后街男孩”也可能要来，只是两场演出的主办方都冷静地说：“即使成功了，这成功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有多少国际巨星前来演出，这是一个城市演出市场实力的象征。广州的演出市场，难道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本报记者 李丽
1翻不了身的国外声乐
拿莎拉·布莱曼演唱会说事儿，是因为它堪称今年上半年广州最大手笔的演出。“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是尽人皆知的国际巨星，但却在广州栽了跟头。纵然媒体好评如潮，但主办方北京苍明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却坦承：“同样的演出在北京、上海都赚，没想到却在广州州亏了。”
“国外的声乐演出———不管是通俗还是美声，在广州从来火不起来。”在广州明星巨典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广生看来，这是广州演出市场一条铁打的规矩。从这一点看来，办莎拉·布莱曼演唱会的北京演出商正好犯了这条“大忌”。这也是为什么没有本地演出商敢承揽这项演出的原因。原本打好了如意算盘的北京公司无奈之余只好自己到广州操持。
石广生的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通俗歌王杰克逊·多纳文和当时最红的美国女歌星普拉·阿布度就来过广州，当时的国内观众还没有见过太多国外巨星，按理说，演出是挺有吸引力的。可结果却是假如当时没有一家境外大企业的赞助，那两场演出就要亏得很惨。在那以后，凡是“外国人唱歌”的演出每场都以票房不能支付成本告终。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外器乐团体演出在广州的火爆———从上世纪末开始，广州迎接了世界三大轻音乐团之一的曼陀瓦尼，以及同样尽人皆知的雅尼、喜多郎、克莱德曼、肯尼基等，无一不火。拿同在1996年来广州演出的两个乐队———“创世纪”和“空气补给”比较，虽然后者无论音乐成就还是知名度都要比前者高得多，但最后火的却是“创世纪”———原因就是他们是又唱又奏的非纯声乐型表演方式。
广州观众为啥不喜欢“唱歌的外国人”？广州的几个演出商都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语言障碍。广州市演出公司演艺娱乐制作分公司总经理张丽霞说：“广州邻近港台，很多人从小看香港电视长大的。相比起来，国外的艺术对广州人的灌输就弱很多，大家顶多在网络上、报纸上偶尔得知那些国外明星的新闻，再加上不通外文，就容易对他们缺乏认同感。”
图：艾尔顿·约翰
2低票价造成恶性循环
广州迎接国外团体演出起步最早，刚开始这样的演出基本上由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统一计划管理。因为带有文化交流的意思，因此当时主办方只需包了对方的吃住就行，人家很少有再伸手要钱的。从1995年开始，涉外演出逐渐走向市场化，办一场国际性的演出，投入越来越高。除了由几个城市共同分担对方巨额国际差旅费外，演出商还需支付昂贵的出场费。这一切，他们都得指望票房的收入。可现实是残酷的———跟北京、上海相比，广州演出的票价从来都是最低的。
“票价直接反映市场。就拿莎拉·布莱曼演唱会来说，北京和上海的最高票价分别是2600元和2500元，广州则是2000元。”陈静说。明星巨典即将主办世界著名轻音乐乐团“神秘园”在广州和深圳的演出，负责人石广生说：“北京的最高票价是1000元，广州我咬咬牙定了600元。”如此一来，广州的收入将低很多，因为“神秘园”在北京的演出场所是体育馆，在广州则是座位少得多的中山纪念堂。一分价钱一分货，在北京，各类演出之间的票价差距是很大的，在广州却看不出什么分别。市演出公司筹划做“后街男孩”，正当记者诧异于他们的勇气时，对方苦笑着暗示，他们敢办的原因是因为对方这次开出的是“友情价”。“广州的演出商真是很艰难。”因为办莎拉·布莱曼演唱会而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月的陈静感叹，“因此我特别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接惠特尼·休斯顿，却去做一些小演出。因为风险太大了，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老本开玩笑，这是很现实的。”
广州演出的票价为何上不去？几位演出商都不约而同地用了“消费观念”这个词。张丽霞说：“在上海，很少有演出的最高票价不过千的。这说明在当地人的消费观念中，花高价去看一场演出是很值得的一件事。”石广生说：“为什么广州人吃一餐饭花几百元不觉得贵，看一场演出几百元就觉得很贵呢？这不是消费能力的问题，而是消费观念的问题。文化产品本来就是一件带来精神享受的奢侈品，其开支应该在广州人的生活开支中占一个重要的比例。”陈静说，假如广州的演出一直停留在低票价上，那最终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演出商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办一些真正的好演出，而观众也更加不愿意走进剧院。”
图：“左麟右李”有魅力 魏辉 潘波摄
3演出场馆愧对观众
除了市民的消费观念这个“软件”，广州演出市场的“硬件”同样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也给广州演出市场迎来更多国际巨星拖了后腿。今年，英国真正好公司专门来广州“探场”，他们带来的是世界级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和《猫》，结果他们失望地回去了。让他们失望的是广州的演出场馆———市区内的场馆没有一个能演这么大型的音乐剧；番禺的丽江明珠歌剧院场地倒是可以，可是离市区太远了。《音乐之声》和《猫》就这样与广州失之交臂。场地的桎梏使得许多国际著名的芭蕾舞团、歌舞团对广州望而止步，演出商们纷纷吐苦水：“广州的演出场馆真是有些愧对观众，很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及广州的城市，他们的剧场都要比广州好得多。”有关于场地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陈静披露说莎拉·布莱曼演唱会举办的当晚，因为场地管理不善，场内溜进了很多无票观众，“当晚我手上还有1000多张票没卖出去，可到现场一看，人几乎全坐满了”。她质问：“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
除了场地，另一个“硬件”问题是票务系统。陈静说：“北京和上海的票务系统非常成熟，相比之下，广州的售票方法就有些落后。”她呼吁广州的演出市场若要赶上京沪，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网上售票系统”。陈静的公司今年要引进一场爱尔兰踢踏舞王的演出，但在广州受了不少“委屈”的她自称“暂时没胆量来了”，“有点儿做怕了”。
图：陈志朋扮演张国荣魏辉潘波摄
4走下坡路的港台演唱会
跟风险巨大的国外巨星相比，港台明星一直是广州演出市场的票房保证。但在采访中演出商们都指出：“这两年港台明星演唱会正在走下坡路。”因为港台明星演唱会，广州人曾经很受全国人民的羡慕。1985年左右，罗文作为第一位到内地演出的港台歌星，在广州开了一场演唱会，此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可是这些年来，港台明星逐渐走遍大江南北，很多时候明星们甚至把北京或者上海作为自己内地巡演的第一站，广州也就失去了昔日的荣耀。如今，港台明星演唱会开始在广州面临它的第一次低谷———观众看腻了。“广州观众是最熟悉港台文化的，假如没什么创新，他们一眼就看得出来。”石广生形容这两年的港台明星演唱会，“听来听去总是那几首歌，看来看去总是那几个人。当演出没有新意，人们便情愿选择去买一张明星演唱会的DVD，而不是傻乎乎地花几百块钱去看一场演唱会。”再说，那些曾经深深吸引广州的天王巨星如今也都老了。“‘华仔’变成了‘华叔’、‘华伯’；有的巨星甚至已经不在了，如张国荣、梅艳芳。而后起之秀其分量却始终难与前辈相提并论。”张丽霞说：“现在的港台偶像就像快餐，哗一下一个人就红了，可这样的‘红’跟从前那些天王巨星相比太没有基础，不足以把人吸引到体育馆来。谢霆锋就是一个例子，前年他正红的时候在广州体育场开演唱会卖得不错，等到‘顶包案’后他人气跌落，再来广州就没那么受欢迎了。”演出商们表示，他们喜欢的还是“左麟右李”这样的老将，有实力，不管啥时候来都能大卖。可惜，“左麟右李”只有一个。
图：莎拉·布莱曼广州演唱会叫好不叫座 魏辉 潘波摄
5广州观众真的“摸不透”？ “广州演出市场阴晴难料。”“广州观众的口味让人摸不透。”这些年来，每当广州的演出市场出现起伏，演出商们总会这么感叹。广州的观众真的这么令人难以捉摸？在采访中石广生指出：“任何优秀的演出都能找到知音，我们这些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引进者要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不要觉得自己是文化工作者，就一定比老百姓有文化！”筹办“神秘园”演出的过程中，石广生受了一回“教育”。“办手续时我遇到一个普通职员，他一听我请的乐团来自挪威，便马上告诉我挪威最好的乐团只有一个，那便是‘神秘园’，接着便把‘神秘园’出过的四张专辑一一介绍了一遍———其中第四张连我都不知道！这件事给我的教育是，永远不要低估了你的观众。”他认为如今流行的所谓“引导观众”是一种“无知”的说法，“需要引导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社会群体的文化欣赏水平要高过我们这些文化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假如我们不与观众赛跑，那他们就会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不能再继续闭门造车，得过且过了！”他呼吁所有从事这一行的人都要“不断学习”，“再不学习，就算一时骗得了观众，最终也会永远失去他们对我们的信任。等到再也没有人来看演出，我们的下场就会更悲惨。”
张丽霞则呼吁广州的演出市场来点儿“新的刺激”，“太多大同小异的演唱会、歌舞表演和音乐会，这些模式观众迟早会不感兴趣。”市演出公司今年引进了一场《张国荣———负距离接触》，虽然演完后毁誉参半，但张丽霞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新尝试。就算尝试的结果无法让所有人接受，但尝试本身并没有错。创新是一个方向，它可能带领我们的演出市场走出低谷。”
图：玛丽亚·凯莉
（夏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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