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受到苏联战争电影的影响，以及国内形势的需要，电影管理者提出了“写重大题材”的口号，要求电影追求“史诗性”，《南征北战》正是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影片在特定时代下所产生的对待新生活的朴素感情，是以后任何时期都无法重现的，所以即使后来在七十年代重拍《南征北战》时拥有了更先进的电影技术，但是也无法做到再现黑白影片的时代魅力。应该说新中国初期所奠定的电影雏形，已经为后来中国电影的走向确立了方向。《南征北战》剧照，由成荫、汤晓丹导演。
电影笔记
恭敬不如从命
迎面走来一个陌生人和我讲话，我猜不透。恭听了一阵，想加入谈话，他摇头摆手，不许。依旧上足发条独自说个不停，于是我不怎么愉快了，耐着性子等待训话结束。看着开合的嘴动，猛然间心生宽容，掉进他的逻辑里，发现他有他的奥妙。
《南征北战》与我辈的隔阂在于它在当时都不能算是一部常规电影，它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们传达了“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我军如何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蒋的飞机大炮，如何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绝对的主题先行。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喜悦，而并非电影的欢愉。人如果在电影中成了棋子就太疏于感性而有距离了。我方战士“天天打胜仗，天天撤退”的不满，我方群众“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磨面，敌人来了他们还是要走的”诸如此类的抱怨，都明摆着是自问自答。自始至终我就没为我军的胜利担一点心，我没有心跳，电影也就趁机骄傲地纵容了我的没有心跳，真是有点承让了。
我甚至开始不自觉地企盼高营长与桃村赵玉敏的小爱情，自然没能得逞。钢铁般的坚硬生活，纵然是真实的，也不是人们希望的！“便是因为《南征北战》侧重从军事方面去说明战略思想，却没有动人地去表现关系于这一战略思想得以最后实现的人，因而它就没有戏。”由此想到当年爱森斯坦要拍摄《资本论》的大胆设想，生活不能那么坚硬，电影也不能。
或许对于1952年的中国，人们急于了断的是漫长的战时经历。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是在开一个盛大的阅兵式。不需要每个人的神采奕奕，要的就是威武的群像，很多的手臂成同一角度的挥舞，很多双腿朝同一方向迈出，怎么说都是一件趾高气扬的事，这也足以满足当事人对于“胜利”的审美要求。但作为一部流传下来的电影，它面对了很多后世的传人，在我们没能把战争所经历的欢乐与困难默认的前提下，人物在我们的眼中是浮雕式的，缺乏性格的，描述的是十七年电影“个人政治群体化”的最初形态。按现在的审美趋向来衡量，我宁愿欣赏敌方神情狡诈的张军长，起码他所具有的这一点点复杂对我是有吸引力的。说来无奈，我用和平年代对复杂程度的要求去看简单直接的五十年前，这是与时间在作对，于是有了许多微词，有些愧疚。
可是我还是不愿放弃认为有一些什么是能够超越时空界限的，对于这部《南征北战》来说，音乐可以做到！那些激扬、滑稽、欢快、悠扬的电影配乐盘活了观影过程中遇到的苦闷，使我能够辨明电影的表情，它也是有语感的！
还是那句话，恭敬不如从命，对于那个年代，对于那个年代的电影！费小戈
寻访炮声
尚未逝去，新生活扑面而来
汤晓丹讲述上影厂初期影片创作故事
汤晓丹导演于1932年从影，导演生涯逾60载。他的影片所赖以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一直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战前和战时的香港、战时的大后方，到战后上海，再到建国后的上海，汤晓丹在历史风云的转换间坚持不懈的电影生涯简直就像一部“电影传奇”。
已有94岁高龄的汤老现住在医院里，头脑依然清醒并坚持写回忆性的笔记，汤老的夫人蓝为洁女士为我们转述了5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初期以及拍摄《南征北战》等影片时的情况。
《胜利重逢》与评先进
上影厂的前身“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厂”，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就由军管会接管。不久后时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把张骏祥根据黎阳小说改编的《耿海林回家》的电影文学剧本交给我，旧体制废除后，如何在新条件下进行创作都是我们在摸索的，当然难度很大很大。对于影片的名字《耿海林回家》大家讨论了很久，众口一词的意见是“革命还在进行，战士不能回家”。事后我琢磨这是一种反常心态，大家还是有点回避谈艺术，但后来还是最终更名为《胜利重逢》。
《胜利重逢》上映后，正值1951年春节，当时的副厂长钟敬之宣布先进生产者名单。我是其中之一，奖品是一块灰卡其布、一支笔、一个本子，还有钱，说是表彰我七天七夜连续奋战在剪辑室。其实也是不得已为之，因为厂里规定：“全厂所有摄制组都能在12月31日午夜12点前完成剪辑送审，全厂员工可领年终双薪。”我们在规定的时间里提前五分钟完成精修任务，我刚出门就被演员们抱起来抛向天空，那个喜悦劲儿，真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南征北战》与两套班子
50年代初，上影厂汇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当时也互不服气，人事关系紧张。特别是随军南下进驻电影厂的干部与原来电影系统的职员矛盾较多，摄制组里也经常摩擦不断，新老伙伴的相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有时也暗中跟我嘀咕几句，对有些人只会空洞地短话长说、不懂业务，特别是在分析人物时，不讲环境中人物个性，只求阶级共性等很不满意。我在与老区来的朋友们工作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原电影队伍中最习惯的创作经验也看不顺眼，视为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
其实两方面都有偏见也都有正确一面，应该优势互补。
《南征北战》是中央电影局和上影厂十分重视的重大题材，导演成荫是来自解放区的导演。但是在上影筹备了好几个月迟迟不能开机，就决定让我带领完整摄制组去《南征北战》剧组报到。两套班子同时拍一部戏，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也只此一次良机。其实，它比一套班子拍难度还要大，因为那么多人的劲头要往一处使，就需要真诚合作，两个组同时五条线齐头并进，我们互相信任也彼此尊重，所以大家合作十分愉快。
个人评价，受用终身
在后来的导演总结会上，副导演张望说我不计名利，不顾个人过去的成就真心与他们合作。导演组没有人事纠纷，汤导演起了主导作用。摄制组对我的个人评价，我当做座右铭规范自己的言行。
而今，成荫以及与我共同执导《怒海轻骑》的王滨都先后离开了人世，屈指算来，《南征北战》组的演员穆宏、冯喆、张庆芬、陈戈、杨华、朱今明、韩尚义、陈祥兴、陈曦相继去了天国，岁月如流，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怀念和谢意。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感谢汤晓丹导演及其夫人蓝为洁女士的帮助）
透视
钟敬之之子钟大丰谈建国初期上海电影格局变化
老电影基地与新目标观众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我们采访到钟敬之的儿子钟大丰先生，他是中国电影史学方面的专家，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观众：由城市转向农村
当时中国电影变化最大的是观众群体的转变。解放前，全国一亿三千万电影观众90%集中在城市，5年之后，90%的观众是工农兵观众。所以提出国营电影制片厂以面向工农兵为主，建立起新中国三大电影基地：北影、东影（今“长影”）、上影。自上影厂成立，摆在创作人员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适应新形势。
市场变，电影变
1948年到1949年，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新政权的即将确立，好莱坞影片在中国遭遇“滑铁卢”，进口影片数量急剧下滑，这个变化给予上海电影市场更多机会，制作方面采用“搭组”方式，一批有经验的上海导演与解放区来的导演合作拍片。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融合的过程。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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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拍的彩色《南征北战》不如黑白片
张瑞芳在回忆自己拍摄老版《南征北战》时曾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战争片的经典，它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真实地、艺术地再现在银幕上。然而，就是这部连林彪、江青都参与过的作品，‘文革’中也因创作人员里有大批‘黑线人物’而遭禁映，并且下令重拍彩色宽窄两种规格的《南征北战》。放映之后，观众普遍反映超不过以前拍的黑白片。”罗君[责任编辑：罗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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