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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生注定当作家
他注定就要当作家。
十五岁当兵，没受过任何正规文学培训，不声不响他开始了作家梦。没有稿纸，他在一摞摞作文本上起早贪黑地码字儿，直到21岁退伍回京当起了汽车厂流水线上的工人，码了多少万字？他没统计过。
那几年，他没接到过一封退稿信，因为他从没敢向任何一本报刊投过哪怕是一篇豆腐块大小的稿，他自知敏感的神经禁不起失败的打击，便聪明地不给自己碰痛它们的机会。可是他不停地写着，像个朝圣的信徒，甚至都给自己取好了刘恒的笔名。战友们都知道，身边这个把取好的笔名写在军帽里层的少年跟他们不一样，他想当作家，他默默地在为当作家做准备。
说起当年，如今早已成了大腕儿的刘恒是少言的，脸上是沧桑过后宠辱不惊的淡然。流年似水，偶尔会有一些小小的浪花从脑海中荡漾开来，他看着你的眼睛里便会泛起朵朵笑意。《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家喻户晓的作品更像开在他脚下的花，带来掌声的同时更在提示他究竟在执着不悔的那条路上走了多远。阿成说他的作品像一把锋利的剑，把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得非常嚣张”，称这位一流的编剧是“用骨头蘸着血写作的人”，他经受或给自己制造的痛苦与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可人们眼里的刘恒仍是那么平静平凡平和，生活于他一如既往，就像他那斯文和蔼的骑着一辆单车上街买菜的当医生的太太，仿佛他早已预料到上天会让他付出什么会给予他什么，自他23岁首次投稿给《北京文学》就命中后开始，他学会了不惊不惧。“这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还活着，还有思考的能力，你就会有希望。《张思德》这部影片就让人看到这一点。”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坚定，就像他充满智慧的目光。
采访他有些不易，直到截稿的当天上午，才在他家楼下“堵”住正要去参加一个会的他，虽然我们曾有约在先，他还是想躲。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矛盾：“我一方面希望有更多人来看我编剧的这部新影片，为此我就得向记者大喊大叫；另一方面我又是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不愿说话太多，媒体追踪得太紧，我又会本能地躲避，——过多的信息披露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按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来说，一个人是不该这样叫卖自己的作品或那么公开地披露自己的思想的。”
“我想在这种矛盾中找到一种平衡。”事实上，他已经找到了。(李冰)
虚实结合，给张思德父子情
记者：9月8日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发表60周年纪念日，作为已是功成名就的编剧，您为什么一口答应下来写《张思德》这个剧本？一点儿压力也没有吗？
刘恒：首先，当时我没有别的事可做，从时间上我能腾出手来。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思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题材，以前接触得比较少。写这样一个剧本我认为观众和我都会得益。
有压力，同时也怀有期待，我更想检验或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记者：您对张思德的了解有哪些？当年的部队生活经历，对描写塑造这位当年的“偶像”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刘恒：我很早就知道他，认为他是一个革命者的典范，是一个受到赞扬的好人。现在用艺术手段再现他，会加入很多想象。除了我自己的想象外，导演选择了特定的演员，演员努力表演，剧组上下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在银幕上最终确定这个形象。我相信这部影片能给观众带来有益的思索和审美快感。
我的军人经历对塑造张思德这个形象肯定有帮助。从日常生活的节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整体运作的状态，现在的部队和以前的部队有很多相似之处。
记者：整个故事的脉络，也就是说故事情节是什么样的？
刘恒：整个影片由各种各样的生活小事组成，从1943年他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任务开始，直到他1944年9月去世，影片描述了这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大量生活细节。
其中有几条主要线索：张思德与延安保育院一个烈士遗孤的亲如父子的关系；他和一位哑巴炊事员的类似儿子与父亲的关系；领袖毛泽东与士兵的关系。
前两条线索都是我虚构的，但哑巴炊事员和保育院的烈士遗孤确有其人，只是与张思德没什么关系。这两条虚构的线索对塑造张思德的形象很有用。
在毛泽东与张思德的关系中，几个细节是有真实记载的。比如，当时毛泽东坐的车有后踏板，为了防止土匪打冷枪，警卫员要站到踏板上观察敌情。张思德总是抢到这个位置，不管天多冷都站在那儿。主席让他到车里挤挤，他不愿意，说是要观察周围的情况。主席说你把棉帽护耳放下来吧，他说不能放下来，那样就听不见动静了。最后张思德的耳朵都冻坏了。
另外，张思德喜欢打赤脚，经常不分场合地光着脚走路。主席送给他一双橡胶球鞋，是国外友人来延安参观时送他的。张思德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着。
我采用了这个细节，同时创造了一个类似的相反的细节。主席的车出了故障，车胎坏了，换了备胎又坏了，张思德跑回营房，气喘吁吁地扛了个轮胎回来。
轮胎与鞋一样，分别是领袖和士兵行路的工具。你可以说这是普通道具，也可以说里边有某种喻意。喻的是什么，观众可以琢磨。
上GOOGLE查“张思德”，剧本写了18天
记者：写作时是否去查阅了相关记载？包括其家庭成员有无可考之处？
刘恒：尽可能参考历史资料。最初我上ＧＯＯＧＬＥ查“张思德”，只有不到两页纸的一个生平，除此之外有价值的资料很少。
而既有的材料也不一致。有的说他身材不高，有的说他身材魁梧，听谁的？还是听从自己的想象吧。资料记载，他出生不久，他父亲把他送给了他的叔叔。他是跟着养父母长大的。十岁时养父去世了，养母一直活着，六十年代还上过天安门城楼。电影没有涉及这些人和事。
当时的中央警卫团有个直属警卫队，专门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将近三十个人，分两个班，张思德是其中一个班的战士。
中央警卫营与军委警卫营合并之前，张思德是班长，两个营合并的时候组织上找他谈话，说你不能做班长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于是参军十年的老班长又成了战士。
这些情节材料里都有。我还采访过他的一位教导员。老人九十多岁了，他在警卫团呆过两年，据他说张思德非常朴实，默默无闻，没有什么特点，引不起人的注意。
记者：您说把张思德当成“圣徒”来写，同时作为一个平凡的战士，你认为这位“圣徒”崇尚的信条是什么？
刘恒：我可以把他的行为说成是出于某种政治信仰，但更通俗可信的解释是，他是出于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从军阀混战到日本侵华，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必然寄希望于这样一个能带来光明的政党和军队，让自己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这种愿望代表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内心意愿。
记者：剧本写了多久？有没有与导演就某些关键的点进行过沟通？
刘恒：今年三月中旬跟张和平等人确定了写作意向，四月初我和导演尹力到延安去采风。跟张思德有关的遗址，八路军总部、大礼堂、枣园及他执行任务的场所都去看了。这非常重要，构成了我想象的视觉基础。
回北京之后，张和平给我找了文化局的一个四合院，4月13日开始动笔，30日交的稿。都说写得快，可是严格来说，我从少年时代知道张思德这个人就开始做准备了（笑）。
尹力导演是我的老朋友了，以前聊得多，这是第一次合作。他对现代史和军事史都非常有研究，拍摄这样一个题材能勾起他心灵深处的东西，确保他能准确还原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我想，如果换一个没有这种积累的导演，显然达不到现在的效果。我感谢他和剧组每一位付出艰辛劳动的人。这是我的剧本里还原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只有少数地方有改动，之前的《本命年》还原得也比较完整。
艺术性强，票房有可能超《十面埋伏》
记者：发行方认为这部片子票房会超过《十面埋伏》，而在看初剪片时您自己的打分是“合格”，对票房您的期许有多高？对发行方的说法是否不以为然？
刘恒：从整体上看，我还是很满意的，有些具体的表达方式还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剧组的时间太紧张，是正常操作周期的一半。
张和平是剧组的主心骨，我向他致敬。我对中影集团的头头韩三平和史东明以及尹力、唐国强、吴军、谢平等人都充满感激，因为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努力。
至于票房，如果放映前的组织与宣传做到位的话，有可能会超过《十面埋伏》。但时间仓促，宣传策划也许有力不从心的地方。
但无论观众多少，我相信看到这部片子的人是赚了，他会非常有收获。没有看到的人肯定是亏了，少花了十来块钱，但丢掉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笑）。尤其是那些手中攥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的人，还有那些受过挫折的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花钱值了！
记者：您说这是部艺术片，是从影片表现手法上来讲吗？当时为什么要用黑白胶片？
刘恒：关键在于塑造人物的方法。说它是艺术片是因为艺术片外延更大一些，更确切一些，如果说它是有着浓厚艺术色彩的主旋律影片也行。
影片有一幕是，战友们在床前祭奠张思德，其中那个哑巴炊事员抓了一把大枣放在他床上，那时影片从黑白转成彩色了，红枣是红色的了。他的追悼会及他在原野上奔跑的镜头都是彩色的。片子处理得很有韵味，邹野的作曲非常棒。
不担心遭骂，至少儿子看后说不错
记者：您认为有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政治因素，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来说，这部片子给人的感觉是否有些遥远？据说半数的青少年都不知道张思德是谁。
刘恒：“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个政党的宗旨，也应该是很现实的做人准则，我在前面建议大家来看看这部影片，是想跟大伙儿一块儿琢磨琢磨，看看权力和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把权力当成谋私的耙子，它掉过头来就能变成为你掘墓的铁锹。扯远了。
记者：吴军演过雷锋，如今演张思德，他的外形与在影片中的人物塑造是否符合你心目中的形象？
刘恒：我认为他演得很好，能得九十分。为了演张思德，他减了三十斤肉。唐国强也演得很好，比他在其他影视剧中饰演的毛泽东更内敛，不愧是大演员，更加收放自如了。
记者：如果打分，您的作品中改编过的影视剧：《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贫嘴张大民》《漂亮妈妈》到《张思德》，您自己的满意度依次是什么样的？
刘恒：这个事儿我不能干。弄不好会给朋友造成伤害。电影在剧本阶段是我的亲儿子，被人家拍了等于是过继给人家了，我说那么多废话干吗？我觉得他们都很漂亮，观众觉得丑，我没办法，找它后爹算账去！（笑）
记者：明天电影就要上映了，有没有担心会遭骂？
刘恒：我倒不担心观众会骂我，我就担心上高中的儿子不喜欢。因为他本来反对我写这个本子，前几天看了以后对他妈说，还不错。至少证明他们年轻一代能接受，我知足了。
老年人就更别说了，昨天看片时不少老年观众都哭了。影片可能唤起了他们对过去那个年代的回忆，片子里那些人的精神状态显然让他们感到亲切了。我希望所有观众都感到亲切。信报记者李冰／文 田小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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