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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片中，孤儿因父母牺牲三缄其口，张思德告诉他，嘴除了吃饭还是用来讲话的。片中，张思德纺线，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60年前，为纪念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中央警备团普通战士张思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后来这篇演讲与毛泽东同志的另外两篇文章《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被合称为“老三篇”，成为许多人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的作品。作为国民思想教育的重要素材，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老三篇”参与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为人民服务》中“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的著名论述，犹如黄钟大吕之声，至今绕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篇章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今天，为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张思德》取得极大成功，正是因为它做到了下面两点：其一，影片的人物塑造完全符合观众对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编导在此基础上，再将演讲稿中只具有单一精神面貌的人物还原成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其二，影片用当代精神和理念重新诠释了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使之历久弥新，使得年轻观众同样能够产生情感共鸣。
从人物行为表面来看，张思德的种种举动似乎仍未脱“好人好事”的窠臼：做人梯换灯泡，深夜扎草鞋，哄孤儿开心，帮老乡捉猪，为战友背炭、脏活累活抢着干……
然而人物行为的深层动机，既没有处理成空泛的对于敌人的恨或是对于人民的爱，也没有具体到人物的身世（可能是孤儿，被乡亲养大）、经历（可能有一位战友为救自己而牺牲）、思想（可能读了某本书或和某个人谈过话）等。他的行为如此自然，仿佛不这样做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一样。看看这一段：张思德夜里不睡觉，要去帮老炊事员磨豆浆，人家拒绝他，他就坐到门口为战友扎草鞋，一边扎一边笑。你能够感觉到，这时他的心境，就像秋月朗照下的夜空，一片澄莹———张思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因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血脉。如果非得解释，那就是他只有这样做才舒服，用时髦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是他的生活方式。
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似乎还找不到这样“自发”状态的革命同志。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举动发生在单纯、憨厚、寡言的张思德身上，特别具有说服力，这得益于影片剧作对于人物状态的深入挖掘和准确把握。我们在张思德身上看到的为人民服务精神，直接来自于生养我们的这片富饶土地的滋养，来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性格积淀。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张思德在广袤无际、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奋力奔跑，镜头渐渐升高，沉默苍老的大地和矫健有力的人组成优美壮阔、意境辽远的一幅图画，正是人与大地这种亲密关系的深情表达。《张思德》将为人民服务具体化，让观众相信，为人民服务是快乐的。这个榜样，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学习，值得推荐为新世纪的生活方式。（王陈）
《张思德》的美术不够考究
笔者推测，《张思德》拍摄使用的是彩色胶片，经后期调色处理为黑白影像。此种色彩风格加强了影片的质朴力量，与人物的精神内涵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但美中不足的是，做旧的影像色彩的明度和对比度都与传统黑白电影有相当距离，使得影片想要着力表现的那种历史感大打折扣。而到追悼会那里又突然变成彩色，尤其显得人为，与全片的朴素风格背道而驰。更有结尾处数个夕阳做背景的镜头呈现青色，显然是后期制作时技术上疏漏所致。虽然这些都可能与影片创作时间过于紧张有关，但对于这样一部主旋律精品而言，不能不让人感到些许遗憾。（小纲）
《张思德》靠拢作者电影
《张思德》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观众开始将主旋律电影和它的主创人员联系在一起。人们谈论这部电影时总是有意无意反复提及它的编剧刘恒和导演尹力。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媒体大力渲染的结果，事实上这是受众在面对任何一种个性表达时的自然反应：本能地去原创者那里寻找动机和原因，配合以自我感受以期获得对作品最准确的理解。张思德为什么会是那么一个木讷的人？他真有一个犯了经济错误的战友么？电影为什么要用黑白片的形式？到了追悼会那一段为什么要变成彩色片？所有这些观众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大家最想知道的还是编导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思德》虽然还远远谈不上是一部作者电影，但毫无疑问，它已经深深打上了作者的印记。它同时证明了以往的大多数主旋律电影创作人员的“集体消失”，事实上是思想的匮乏、个性的丧失、个人表达权利的被剥夺或者被放弃的体表征候。
人物传记片往往是电影工作者表达自我的最好载体之一，这也是它为什么往往与主流商业大片绝缘的原因，商业电影一般难以承受过于个性的表达。不过这并不妨碍有作者化倾向的导演们在这方面乐此不疲，奥利佛·斯通的《尼克松》《肯尼迪》以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参与闻名；米洛斯·福尔曼的《莫扎特》《月亮上的男人》以处理边缘性格人物见长。《张思德》与上述这些传记片在艺术上尽管还有一定差距，但它尽量在能力范围之内反思社会、洞见人性。关于张思德的生平，史料鲜有记载。这是困难，但为作者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在如此情况下，编导设置张思德的众多战友“最起码也是团长”，惟独他还是普通士兵且保持良好心态，加之故意弱化战争背景，将影片的重点放在根据地的劳动和生产上，令作者印记更加明显。（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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