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产生“纪录性艺术片”(图)_影音娱乐


	“大跃进”产生“纪录性艺术片”(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08:43 新京报

　　从1957年电影界的“拔白旗”冲击到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也是造成本年度电影创作中的畸形怪胎“纪录性艺术片”产生的思想根源之一。当电影不幸成为政治的附庸，任何今天我们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都以另一种真实的面目被一一记录在胶片之上了。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谢晋导演的《黄宝妹》与其他同类“纪录性艺术片”相比，还是比较平实质朴。

　　电影笔记

　　“纪录性艺术片”：都是“大跃进”惹的祸

　　在1956年“双百”方针发布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现实题材国产片明显增多，一时如雨后春笋之势。爱情、友情、家庭、婚姻、劳动、生产一类日常生活冲突开始成为艺术家热衷表现的主题。但是很快，不少这类影片就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它们虚假、矫饰、格调不高，外加公式主义。

　　什么原因呢？按照当时周恩来总理的理解，这是由于艺术家们缺少现实生活体验，创作方法陈旧所致。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好这个问题，恩来同志提议大家多拍些“带有艺术性的纪录影片”，这样一来可以帮助艺术家丰富生活积累，二来也可为今后现实题材影片增加一些创作素材。他对艺术性纪录片的具体创作方法也提出了自己一套看法。比如，他认为艺术性纪录片一定要以真实生活为基础，不能等同于一般虚构的故事片；艺术性纪录片允许艺术加工，允许事后补拍，有些场景甚至可以重新布置，但不能离真实太远，也不能让演员替代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总理的这些真知灼见，在具体传达贯彻过程中被人误解成“纪录性艺术片”，不仅远远违背了纪录片的真实客观的原则，而且，还被很多制片单位当成迅速增加影片产量，完成跃进指标的救命稻草。最让总理气不过的是，自己一番好心却酿成坏事，一句话被听走样，结果使1958年生产的103部影片中出了一半次品。

　　当然，真正明白总理意思的人也是有的，比如谢晋。

　　这位当时还只有三十岁出头儿的小伙子，不久前因《女篮5号》而一举成名。这回他又老老实实按照总理的要求，带领摄制组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与棉纺女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去了。按照当时上面提倡的创作方法，时任国棉十七厂党委宣传部部长陈夫，受到厂党委委派，跟剧作家叶明，还有其他参加创作的20来个人一起编写了剧本。听说要写厂里的劳动模范黄宝妹，老陈一下来了精神。黄宝妹可是上海棉纺系统人人尽知的技术革新能手，对于她的事迹，老陈闭上眼睛也能说上三天三夜。再加上老陈平素里也是一把舞文弄墨的好手，写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对他而言简直易如反掌。果不其然，没几天剧本就出来了，它以一位作家寻访黄宝妹的真实过程为线索，向观众展示了这位劳模勤学苦练，大胆创新的劳动业绩。影片主人公由黄宝妹本人扮演，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桩大大的新鲜事儿。在拍摄中，谢晋导演紧紧抓住生活本身的戏剧张力，用镜头完整记录了黄宝妹在棉纺姐妹中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曲折过程，使影片获得了较为鲜明的生活质感。影片上映后受到舆论的肯定，但也有一些评论不以为然，认为影片仅仅专注于对事件的交代，而人物缺乏典型的性格光彩。

　　其实纪录片与故事片一样，在创作上文无定法，在风格上千姿百态。它并不一味排斥创作者的主观介入，也不绝对否定摆拍和搬演。看看纪录片老祖宗格里尔逊的代表作，会发现作者对事件的主观评价比谁都啰嗦；当年弗拉哈迪拍摄爱斯基摩人猎杀海豹的场面，也就是用的摆拍和搬演。这说明，纪录片要想达到生活真实，仅仅影像本身是靠不住的，主要还是取决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你如果尊重生活，那么最虚妄的影像往往也能力透纸背；而如果你对现实本身不屑一顾，那么再客观的影像也会变成一堆绚烂的浮夸和妄言。

　　石川（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回眸

　　奇特而又复杂的1958年

　　中国电影走入1958年，在即将迎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电影创作的态势和局面却相当的复杂，因此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也颇为深刻。中国电影在这个年月里“披挂”上强烈的政治符号，作为时代“晴雨表”的电影就更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了。记者就这一比较奇特的电影创作局面，采访了原中国影协电影史研究部主任、研究“十七年”电影史的专家孟犁野老先生。

　　现象一：最糟糕的与最优秀的

　　孟犁野称1958年到1959年这两年的电影创作是“狂热中的冷静和创作高峰的崛起”。他分析说，从这个时期的影片创作来说，一方面是在银幕上“拔白旗”，另一方面则是倡导文艺事业要“两条腿走路”，提醒大家要注意按艺术规律办事。这样，在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大批影片出现在这两年，但十年来精品佳作推出较多的时段也是在这两年之中，而且这些精品的出现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现象二：“鸡叫场”与四十一亿人次

　　1958年2月，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王阑西在一次会议上号召电影工作者“也要来个大跃进”，还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了一封号召大跃进的公开信。电影局随后召开了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在制片方面，通过了1958年要完成大型艺术片八十部；在放映方面，提出完成四百万场的指标。为强行完成这个任务，不少地方出现了“通宵场”、“鸡叫场”。在1960年7月的一次全国影代会上曾宣布，在1958、1959两年中，共生产故事片二百一十三部，观众人次到1958年底猛增到三十亿，1959年再增至四十一亿。孟犁野认为因为当时浮夸风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个数字可能有水分。但是各地大办电影厂，有关领导提出“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高指标要求却是真实的。

　　现象三：“一俊遮不了百丑”

　　刚经历了“反右”的电影艺术家，惊魂未定，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一听说“纪录性艺术片”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便纷纷去培植。仅1958年就拍出了这类影片四十九部，占当年艺术片（故事片、戏曲片、美术片）总数的近47%.这类影片长者有十本，短者三本，一般是六、七本。在内容上多为狂热地鼓吹“大跃进”与全民“大炼钢铁”等，根据生活表象编造的故事也大多千篇一律。这种电影八股在当时发展成一种主流的叙事套路。

　　其中也有少数影片值得一提，像谢晋根据真实事迹编排的影片《黄宝妹》以及张骏祥的《新安江上》等个别影片比较质朴和自然。但是，一俊遮不了百丑，观众们仍把那个时期的七十多部艺术质量上拙劣的影片叫做“跃进片”、“卫星片”，这样的怪现象在中国电影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了。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作品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文艺“大跃进”的样板

　　与“大跃进”同时，“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在文艺界提出。

　　其中，由金山根据田汉同名话剧改编并执导的影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于1958年由“北影”摄制，这部影片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剧作家田汉以“大跃进”的速度，写出了十三场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金山旋即将它改编成电影剧本，仅37天的速度便把它搬上了银幕。“畅想”的内容令人困惑不已———1978年的十三陵已经成为了人间极乐天堂一样的地方。

　　影片上映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争议，认为“畅想”不应该只停留在物质生活享受的层面上，应该着眼于人们崇高的精神境界。

　　整理张悦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