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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商、建筑师、评论家共话城市变迁,指点症结所在
潘石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潘石屹:SOHO中国公司董事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邀请国外建筑师设计的建筑方案引起各种各样争议,作为地产市场的内部人士,他对于中国城市建筑格局的看法有别于常人。
《新京报》:在你从乡村走向城市、并且成为一个地产开发商的成长史中,有哪些城市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潘石屹:北京、香港和巴黎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去香港,楼房的高和工作效率的高都让我吃惊,就是随便在街边吃饭的服务都是很好,这让我真正体会到市场经济的好,不同的体制人的工作效率是不一样。还有巴黎,当然他们堵车也经常有,但是那些建筑,人们对历史的尊重,还有那种放松的状态让人羡慕。我感觉我们这些年大家都很急,追求快速、巨大的事物,看到巴黎可以说让我有了新的回归。
《新京报》:中国十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开发商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潘石屹:基本上是反面角色,拆迁,暴利,质量问题,反正老百姓骂得多。
客观地看当然是推动城市的建设,“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很难想象没有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我们现在老百姓的住房是怎样的,靠政府分房肯定不行。
《新京报》:许多老的街区、建筑都因为各种原因遭到拆迁,地产商和政府官员往往是被责难的对象,你个人对于城市改造持什么态度。
潘石屹:地产商几乎没有什么责任。关键还是规划意识的问题和开发程序的问题,政府把这块地出让给了房地产商,他就一定会去拆迁,去开发。我们缺的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很多人说北京的建筑丑,比如大帽檐,还有欧陆风情,有的我也不喜欢,可是建筑是制度和市场选择的结果,现在既然存在说明它一定适合一定时间的社会需要,我们不要一味地去否定,人们的观念变了自然慢慢会淘汰差的建筑。不要用今天的审美,去看历史的建筑,认为不漂亮就拆掉,这是错误的。
《新京报》:在你生活的城市———北京,需要什么改进吗?
潘石屹:最大的就是要改进北京的交通,现在堵车堵得太厉害了。
方振宁:上升的北京和上海 方振宁:独立建筑评论家。他在国外有长期的旅行经历,也多次报道和评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告诉我们国际化都市不仅仅意味着林立的高楼大厦。
《新京报》:中国的一些城市提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你觉得所谓国际化大都市在建筑上有什么特点吗?在其他方面呢?
方振宁:首先我们应该确认什么叫国际化,建筑只是国际化大都市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是建筑国际化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礼仪,就是说怎样接待外国人和接受外国文化。
还有就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必须有国际性的服务,这种服务就是在公共场所和空间中,提供各种人在城市中活动时需要的人工服务和非人工服务,这也是一个有效率和有秩序的文明城市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
《新京报》:你在国外多次旅行,在你看来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市和东京、纽约有什么不同?
方振宁:北京和上海相比,差距很大,上海是一个大都市的形象,而北京则是一个城市,上海是纵向的城市形象,而北京是横向发展的城市。北京留下来的建筑基本上是横向发展,北京的环状交通把这个城市面积铺得很大,这样我们生活在这个面积越来越大的城市中,会感到困惑。因为生活在城市中,时间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因为北京缺少作为大都市必要的密度,所以上千万的人会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北京缺少完善的交通系统和可以让城市居民享受的清洁的绿色空间。
这两个城市和纽约、东京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还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先锋城市,必须具有引导和左右世界潮流的能力,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作为城市的磁性,即它是否能够吸引许多智慧的人聚集到这座城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和北京的地位在上升。
《新京报》:建筑或者建筑师可以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性格吗?
方振宁:建筑或者建筑师当然会影响一个城市,可能许多人不知道某一幢建筑的建筑师是谁,但是那些标志性建筑都是一种时尚的产物,建筑会悄悄地影响很多人,这样新的建筑不断出现,城市的性格就会发生变化。
《新京报》:对一些小城市来说,欧洲的小城市和中国的小城市有什么差别?
方振宁:所谓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别主要在密度和高度方面,即使在一个城市中,每个地区的建筑高度都不一样,纽约和东京都有摩天大楼集中的地方,纽约是曼哈顿,东京是新宿,城市中标高最高的地方,往往是金融、商贸最繁荣和集中的地方,也是人的欲望最强烈的象征地,这有些像股市曲线。
我刚刚从荷兰的小城市乌德勒支回来,在那样的小城市出了世界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城市不在大小,在于城市的质量和有文化基因在遗传。
张永和:建筑师的社会立场 张永和: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非常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他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实验性的建筑设计和教育工作,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中国建筑师的成长之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设计的未来。
《新京报》:您回国从事设计10多年,经历了国内建筑设计界思潮的种种改变———您本身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您认为这些当代设计带给当代城市怎样的空间或者景观?
张永和:我觉得没有什么设计思潮的演变,因为根本就没有变,因为这十几年来最多就是具体的式样有一些变化。原因是对于建筑设计的认识没有根本的变化,最后还是离不开折中风格的建筑风格,这也是我们中国多数城市的基本建筑风貌。当然小范围内,一些中国建筑师也在进行探索,在空间、建造和趣味方面有所改变,比如趣味,以前国内建筑师是没有趣味或者不敢把个人的趣味放到实践中去的,现在有了一些变化。
《新京报》:建筑师在城市的改变中应担负怎样的责任?相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人,建筑师是无力的吗?
张永和:当然建筑师不是绝对的无力。建筑师不是政府,也不是商人,他的职责就是设计房子,凡是跟建筑师有关的职责当然应该承担。可是现在建筑师们活多,大家不但不思考,而且都忽视思考,无非是今天兴什么就设计什么,换换样子而已。对于建筑和经济、技术的关系没有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对城市有多少可行性的看法了。
《新京报》:整体上国内设计师和欧美设计师的设计有怎样的不同?
张永和:建筑设计水准的差异,主要是和欧洲的差距是有的。此外我觉得有一点很明显,欧洲的很多建筑师都是有明确的社会立场的,他们在设计中体现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国内很多建筑师都忙于搞设计,对于社会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坚持,所以在建筑形象上不大可能有创造性的思考,因为他的思路限制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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