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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笔记
课后题的标准答案
尚记得幼年时看完《林则徐》写的日记,不外乎是用“大坏蛋”这样的典型幼儿用语评价了一下琦善等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放映仍延续着教化功能,《林则徐》、《甲午战争》、《地道战》等革命影片全面覆盖着童年记忆。
由偶像派转型而来的赵丹,在这部电影里饰演了正义凛然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就艺术成就而言,赵丹的塑造获得了一致好评。作为林则徐对立面的义律,也抛弃了民间一味丑化的趋向,被塑造成一个深谋远虑忠心耿耿的大英帝国官员。其后编纂的电影史书莫不称赞其为“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
成年后重新回望,这部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就像一个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答案,工工整整地回答着那几个几十年不变的课后问答题。就教化作用而言,《林则徐》无疑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要求,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滴水不漏。问答题一,怎样评价林则徐?标准答案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民族英雄。提供八千斤大炮的图纸、深夜翻阅典籍查看地图等细节也都从侧面印证着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先导。
问答题二,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通常教参上还会让老师们向学生提这样一个假设:有人说,没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也就不会爆发鸦片战争了,这个说法对吗?标准答案当然是“否”。但这是个“高难度”问题,思路笔直的小孩子们大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让老师费半天口舌。电影可以帮老师们的大忙,影片中两次强调义律信件里提到的侵略方案是1835年早已拟好的,就是在回答这个假设。
问答题三,由三元里抗英评述人民群众的作用。电影中恰恰安排了“三元里抗英”的场景———虽然有画蛇添足之嫌,对于林则徐的塑造来说意义不大,即使是传统电影史书都指责影片对人民群众的强调“过”了———充分响应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伟大历史观。
把一部“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作如此马虎了事的解释,实在是对当年主创的不敬,不过对于这样以教化为主要目的的电影来说,更多的细节和隐喻也只是枝蔓,在教化的主要对象———孩子们的眼里,只有最简单的大是大非才会留作他们成年后的回忆的纪念碑。
宋敏
1959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这个创作高峰的出现,首先是经过十年的发展,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业务、创作各方面都趋于成熟,而且同时又与特殊的历史机遇有关。早在195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献礼是其中一项。当年推出了《林则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优秀影片,写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光辉一页,被称为“难忘的1959”年。
寻访
郑大里先生回忆父亲郑君里与赵丹的情谊
激烈时世下,他愿策马西行
郑君里出身于1911年12月,因出生时额上点着一粒红痣,活像小牛犊,于是“牛仔”就成了他第一个名字。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时年59岁。就在将近“知天命”
的年龄里,他拍摄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标志性的影片,这部影片在1959年的“献礼片”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作品。在《林则徐》中那段影响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被生动地体现在银幕上,而导演郑君里却在这段岁月中体味着作为导演的无奈,毕竟,那是一个如此特殊的时代。
我们寻访到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先生,他的点滴回忆显影了父亲郑君里在那个时代特殊的心境,以及和赵丹等人兄弟般的情谊。
印象一:总理送来“抗英战斗诗”
《林则徐》的编剧是吕宕和叶元,他们的剧本写得很好,由父亲和范岑导演,当时在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观指导下,就在影片中特别突出了人民群众在这场战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部影片在创作上还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当时父亲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在拍这部影片,因为是大场面要动用很多群众,而当时“大跃进”风气还没有过去,讲究拍片要“多、快、好、省”,恨不得一天拍完一百个镜头。但父亲是无法这么做的,他始终控制住影片的拍摄速度以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一天至多十几个镜头。在这一点上,他是坚决不能“跟风”或者妥协的,后来在“整风”运动中父亲被戴的帽子就是拍片“少、慢、差、费”,这种压力既来自于上面,也来自于群众的议论。
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父亲曾得到周总理的一封信,就在1958年的夏天,他特地委托人把他刚从广州得到的一首有关“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战斗诗送到摄制组,嘱咐父亲好好研究看如何把握广州人民奋起抵抗英国侵略军的这条线。这封信我看过,印象很深,但是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
印象二:赵丹和父亲的“哥们”情谊
父亲和赵丹在解放前就很相熟了,早在赵丹在南通演话剧时,父亲去看戏时发现了他的演戏天赋,当然在解放前他们的合作并不是很多,只有在《乌鸦与麻雀》中有过密切的合作。父亲和赵丹的关系是“互不买账,又互相敬佩”,他们在创作上的交流很多,并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在创作上非常默契,像《聂耳》、《林则徐》等片以及预计想拍而没能完成的《李白与杜甫》,都是父亲想与之合作的影片。
最突出的是《林则徐》中赵丹扮演的林则徐,父亲非常欣赏,希望用各个侧面展示林则徐的性格,在他的《画外音》中曾用这样的形容词来表达所期望的“正如我们把一颗宝石放在不同的光线下转动,它各个侧面便放射出珠光宝气一样。”赵丹做到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已经去世后,还是在“文革”期间的一个晚上,有人敲门,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来我家,躲都躲不及呢,开门一看是赵丹和张瑞芳,他们是在路上碰到的说要来看看我的母亲,我和母亲当时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这样的举动值得敬佩,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
印象三:光明的尾巴与策马西行
父亲在解放前拍过《乌鸦与麻雀》这样市民味道非常足的影片,1950年还拍过《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的影片,你问我为什么他会在后来选择了这样的人物史诗片?这或许是他惟一能够选择的事情。因为父亲是一个性格比较激烈的人,有自己很鲜明的看法,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表达并不是“抵触情绪”。《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赵丹也因为《武训传》受到打击,但是如果就此转拍那些儿女情长的东西,他是不甘心也不愿意的,所以这些历史的、承载着理想的人物史诗片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最后,因为上面的要求使得影片安上了一个光明的结尾,而父亲希望的则是林则徐策马西行的背影,这或许才是他的一种真实的态度吧!
口述:郑大里(影片《林则徐》的导演郑君里之子)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赵丹其他人物史诗片
《李时珍》:白发苍苍的激情
张慧剑编剧、沈浮执导,赵丹导演,1956年“上影”厂摄制。
赵丹在《李时珍》中的精彩表现是促成影片成功的最关键因素。片中的李时珍从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时间跨度很大。赵丹善于用不同声调、音色、吐字来刻画李时珍心理的变化。《李时珍》唤起了他以往的那种火辣辣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又注意克制。
他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把它们注入到角色中,创造出一个既有历史感又能与当代观众心理沟通的典型形象。
《聂耳》:演心心相印的至交
于伶、郑君里等人编剧,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1959年由上海“海燕”厂摄制。
赵丹主演的聂耳,是他毕生演剧史上的几块丰碑之一。他与聂耳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是心心相印的至交。这使他演来得心应手,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
人们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奠基人、国歌的作者不是人们想象中严肃的长者,而是一个亲切而随和的平民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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