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彭芝：素质教育为中华民族(图)_影音娱乐


	刘彭芝：素质教育为中华民族(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10:10 新京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刘彭芝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现任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青少年劳技教育发明创造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反映的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最新进展，而刘彭芝无疑是当代教育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在中国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的今天，刘彭芝在人大附中的经验无疑具有示范的意义。最近本报记者对刘彭芝进行了专访，请她阐述对中国当前教育界的看法和建议。

　　素质教育需要大环境

　　在我们学校里，无论是教师、干部，还是临时工、保安人员，只要他进入了人大附中，我就要尽最大努力，提高他们每个人的素质和品德，这样他才能用一种比较好的素质（身教）来影响我们的学生，这是我作为校长在环境营造上所能做出的一份贡献。

　　新京报：从你的书中可以看到，《人生为一大事来》这本书的书名取自陶行知的一句诗。为什么要用这句诗做书名？

　　刘彭芝：因为我觉得这句诗对我最贴切。“人生为一大事来”，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来把整个身心全部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之中。屈指一算，我从事教育事业已经快40年了，我一直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做，在这个过程中，也体验到了其中的喜怒哀乐，人生百味。教育工作说简单也简单，但意义很深刻，在给这本书取名的时候，别人也建议我是不是改个名字，但我坚持用这个书名，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最合适不过，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话都不用说，一看书名就很了解。

　　新京报：现在有很多教育专家、教师、家长都在说素质教育，你认为素质教育的实质是什么？

　　刘彭芝：我在很多年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素质教育要振兴中华民族，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这个素质应该说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一个人出生以后，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适合他的教育，能够把他的智力全部开发出来，把他的能力全部培养出来，那么他应该具有各方面的素质，所以我想，素质教育中的素质应该是一个大素质，一个综合素质，而不是说某一个方面的素质。

　　新京报：那么素质教育的范畴就远远超出了学校、家庭？

　　刘彭芝：是。对一个学生而言，素质教育要想做得完美、做得很好，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教育我们学生的人不单纯是学校的老师，也不单纯是他的家长。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碰到各种各样的事，老师不可能随时都在他身边，每一件事都教育他，所以要想塑造和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必须尽量营造一个好的、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大环境。在我们学校里，无论是教师、干部，还是临时工、保安人员，只要他进入了人大附中，我就要尽最大努力，提高他们每个人的素质和品德，这样他才能用一种比较好的素质（身教）来影响我们的学生，这是我作为校长在环境营造上所能做出的一份贡献。还有就是家长，我要求我们的老师一定要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了解他的家长。家长中，有些是高层次的，有些是低素质的，他们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他家长的素质差，孩子的素质也差，反过来又会影响周围的同学，形成恶性循环。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时比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还要大。

　　新京报：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刘彭芝：我1997年担任人大附中校长之后没多久，就在学校的“三年规划”中提出了“全面实施人大附中素质教育工程”。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因此，对我提出的这项工程，有的人感到不能接受。于是我在大大小小的场合中给老师们做工作，我说，教育就是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我们没有必要老去争论什么“应试教育”啊、“素质教育”啊什么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学生作为一个人，到底有多大潜力、有多大能量，我们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具备哪方面的特长。一个孩子有什么样的爱好我们就给他搭什么样的平台，让他去茁壮成长、挖掘潜力，同时在这种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抗挫折能力等，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我们学校对琴棋书画、体育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很重视，都在抓，而且要求要抓得好，但它不是集中表现在一个或某几个孩子身上，而是反映到全校每个学生身上，每个孩子都有发展自己爱好的机会。这样，我们学校的所有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还有一到两、三项特长。

　　中美的基础教育各有利弊

　　家长望子成龙，给孩子提出的要求就是学习，别的什么事都不让他做，这样实际上恰恰是害了孩子，致使我们的孩子只知道读书，别的事都需要大人的安排、照顾。这样，一旦我们的学生到了美国或其他一些国家，就很难适应。

　　新京报：你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和中国的基础教育有什么区别？各自的利弊在哪儿？

　　刘彭芝：我觉得美国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各有利弊，咱们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咱们的优势，美国的基础教育也有它的优点。中国的基础教育教给学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学的东西很扎实，尤其是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知识方面。像数学、物理这些方面学得比较深，这些都在锻炼孩子们思考的能力，演算的能力，想像的能力，这些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由于我们国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长都望子成龙，给孩子提出的要求就是学习，别的什么事都不让他做，这样实际上恰恰是害了孩子，致使我们的孩子只知道读书，别的事都需要大人的安排、照顾。这样，一旦我们的学生到了美国或其他一些国家，就很难适应。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失败的，很多学生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总体来讲，我们的学生比美国学生，主要还是弱在动手能力、自主能力、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合作能力、团队精神上。当然，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观。

　　新京报：国外对学生素质的要求似乎有些不一样？

　　刘彭芝：说到这儿有一个例子。有的学生就是特别放得开，什么都不怵。我们学校有个孩子叫陈欣奕，他在高二第一学期就同时考上了4所美国的常青藤大学，全都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这个孩子在初中的时候特别的温文尔雅，也不敢大声说话，也不爱与人交往，他的老师就一点一点地鼓励他，扶着他。到了高中以后，他就变得爱表现了。当时要挑12个孩子参与一个人类基因组的项目（我们国家申请了1%的课题），我亲自选。我给了每个孩子两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情况，其他学生都遵守这个规定，只有他在介绍完了之后，又提出“我还要补充”，自己又一口气说了5分钟，等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他又抢着说。我马上就觉得这孩子太爱表现了，太张扬了。但后来还是录取了他，他就是特别愿意表现自己，结果他在美国特别吃得开，而那种谦让啊，不好意思啊，在那边就吃亏。

　　我最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有十几个孩子同时上线。这些孩子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有的在其他地方，有的博士毕业后在国内大公司工作。我在这个会议中就问他们，我们国家的教育有哪些需要保留，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也提到了这一点，说应该让孩子们能够自由地表现自己。

　　新京报：我们的家长与美国家长的教育方式也大不相同。

　　刘彭芝：像我们国家的教育就是规矩比较多，家长们总是告诉孩子，什么样的应该，什么样的不应该，老师们也是这样。在美国，上课时孩子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那儿，想出去就出去，想进就进来，特别随便，特别自由，没有那么多的约束，这样培养出的人有一种民主自由的性格，但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到需要他有组织、有纪律的时候，难度也会不小。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把握度的问题。我们也不是说学人家就什么都学，但是我们这种束缚式的、对孩子指令式的教育应该减少。

　　让学校成为孩子的乐园

　　我觉得学校应该让孩子们感觉像到了一个幸福的乐园，这里是能够让他高兴、喜欢、向往、留恋，能够让他回到家里后特别想的地方。

　　新京报：如果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实施，你觉得理想的教育是怎样的？

　　刘彭芝：我觉得学校应该让孩子们感觉像到了一个幸福的乐园，这里是能够让他高兴、喜欢、向往、留恋，能够让他回到家里后特别想的地方。现在我们学校的有些孩子就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很喜欢人大附中，喜欢这里的老师，喜欢搞的这些活动。应当让学生自己渴望去学习，去研究，另外让他们养成一些很好的习惯，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对别人尊重，与同学合作，还有对别人的信任和帮助。我还特别想让孩子们好好地学写字，每个孩子都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字。此外，小学开始就学习语言，除了我们自己的母语以外，也应当学英语，这样，到了初中以后，慢慢地能够用中文来听课，也能够用英文来听课，这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再有就是在国外，有些很好的学校，硬件条件不是那么好，楼房也不是那么多，但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像有些理科学校，在这些方面就比较强，有些学校的体育设施很齐全，有利于学生的体育发展。我们国家的好多学校只是到了初三要中考时，才猛练一番体育，而在英国，有些学校的学生每天下午主要就是进行体育活动。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在学校增强体育技能和艺术技能，在这些方面给他们营造很好的氛围。

　　另外就是研究问题，思考问题。如果没有中考的束缚，多出几年时间来吸引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这样成材率应该比较高，将来在不同领域做出成绩的应该比较多，因为我们国家人比较多，有些孩子有爱好，但不一定就能考上他想上的学校。最近李岚清出了一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天才的音乐家，像莫扎特四五岁就能弹很多曲子，人们称之为音乐神童。有些孩子从出生后，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奇特的才能，特别敏感。像我自己的小外孙子，一岁多两岁多就对数字特别敏感，一旦你教会他之后，他看到这些数字都会给你念出来，他在自己的计算机里弄，他自己写。有些孩子的才能可能在音乐，在绘画，在语言，在其他诸多方面，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特长后能够有意识地注意并加以培养和指导，给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那么对于他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新京报：你的这本书对学校的领导者和教师会有一些帮助，但也有很多地方，因为受制于种种客观条件而无法仿效或模仿。对于这些读者和同行，你有什么建议？

　　刘彭芝：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过，看书的对象是谁，我到底要写什么，我要说什么。我觉得看我这本书的对象当然主要是同行，老师、校长。可能他看了以后碰到同样的情况时会有所启发；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希望有一些影响和启发。另外，有一些读者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他们看了以后知道，这个学校在做些什么，书中提到的学生们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能够成长得这么快，能够向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社会上还可能有很多家长看，家长会从中看到，应该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书中描写了很多取得出色成绩的孩子，家长也会有思考。此外，其他行业的人看了以后，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受到启发。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要是看企业管理的书或者其他类型的书，都会从里面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一个管理者，在学习别人经验的时候，应当是不分行业，不分古今中外的，只要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是我们所欣赏的，我们都可以学。

　　我能做的这些事情，别人照着做不见得能做成，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各方面的条件，我是一步一步把它营造、创设的。我组建了一支团结合作的团队，营造了一种和谐默契的氛围（比如对上要多争取，对下要求多支持，和中间的合作也很默契），它使我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如果看了这本书的人能或多或少得到些启发，我就很满意了；如果看了这本书的人能给我提一些建议，我就更感谢了。我希望没有耽搁大家的时间。谢谢所有的读者。

　　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