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铎：我比较赞成民办教育(图)_影音娱乐


	孔宪铎：我比较赞成民办教育(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10:29 新京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孔宪铎：1935年生于山东，孔子第73代后裔。获中国台湾中兴大学农学士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兴大学助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马里兰大学教授、代理系主任、副院长、代理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及学术副校长等职。中文著作有《背水一战》、《谁来养活中国》、《真人直话》、《快人快语》、《我的科大十年》、《走向成功之路》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孔宪铎的《我的科大十年》（修订版）以及《东西象牙塔》。作为两书的作者，孔宪铎先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对于教育体制、大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在他逗留北京的间隙，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外大学观念的差异

　　新京报：在教育观念方面，中国与美国有什么区别？

　　孔宪铎：我觉得中西教育观的最大差异是中国人是“教”，教你怎么做，教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实际是管教而非教育，教育在西方是启发。我们的方式就是画一个圈圈，你只能在那个圈圈里活动，不能出那个圈圈，西方的教育呢，就是在那里画了很多的箭头，很多的指标，要往这儿冲，往那儿冲。

　　中国父母对孩子管得太多了，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在国外正好相反，我听过一个拿诺贝尔奖的人讲（在美国这种人很多），“我爸爸从来不管我。”我听了感触很多，因为我10岁离开家，从那以后就没有与父母在一起，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我也想，假使我没有独立自主的环境的话，他们可能会把我塑造成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人。我不是说父母全部都不管，但是我觉得管得太多，管得太宽了。你有了孩子，你来教育他，你只能用你过去的经验和水准来教育他，他跟你一样，可能还不如你，事实上这不是你的目的，你其实就是希望他比你好啊，你希望他比你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去管他。在中国管孩子管得太过火，爱得太过火，严得太过火。

　　新京报：在大学的教学观念上，中美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孔宪铎：我对杨振宁教授讲过一次，中国学生的素质都不一样，比如有最差的，最高的，中间的，中国的教育就把最差的拉到当中，当中的稍微升一点点，对最高的几乎没有刺激、启发。在国外呢，就大不一样，它基本上把最好的往上提了一级。对社会的长远来讲，你看，假使说最好的100，最差的30，把30提到60，结果这个社会水准最高的还是100，假使你不去管下边的，把70至100提升到150，是不是上了一级呢？

　　新京报：具体到中外大学的教学方面，你有什么看法？

　　孔宪铎：现在国内大学的教学已经好了很多。在国外，教材都是每年一个版本，不断更新，国外的教育都是跟着时代的脚印一步步往前走。假使有一个教授，他早上要买菜，中午要做饭，晚上要看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他怎么可能去做研究呢？他没有研究的话，他就不能自己创造，那就只能从别人的知识中倒卖二手货。在美国大学，教授有铁饭碗，但铁饭碗不是为了保障他的生活，而是保障他的自由，假使他在这个学校有铁饭碗，他就可以开始讲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与国家宣传的不一样，与学校的政策不一样，国家不会把他治罪，学校不会把他开除，他的自由得到了保障，中国大学的铁饭碗基本上只是保障生活。目前，从中国的经济环境来说，在大学里待遇应该算不错了。

　　改革要有游戏规则

　　新京报：大学改革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孔宪铎：改革要有游戏规则，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尤其在中国就更是如此，游戏规则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你看，奥运会刚开完，每一个不同的球类，不同的运动，都有不同的规则。所以，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规则，一个是要有裁判，中国在很多地方不是没有规则，而是有规则没有裁判，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没有被执行，或者执行得不彻底，有时裁判与运动员是同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游戏规则是今天定的，那么以后来的人就要用这个规则，以前来的人就不要用这个规则，你要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要事先告诉他去做什么，他才知道做什么。你事先没有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问题不在他，而是在你。如果都没有按照规则来，你不能要他一个人按照这个规则来，或者说，你这个规则定了以后，要来的人你给他6年的时间，6年的时间你教书要做到什么程度，研究要到什么程度，社会服务要到什么程度，假使说他们做不到的话，你就让他们走人。从前来的人，不管他已经来了多少年，假使他要做的话，你要让他重新开始，你应当给他留6年的机会，他已经来了10年了，他就不会有抱怨了。

　　新京报：北大张维迎的改革方案就引起了很大争议。

　　孔宪铎：改革的事情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或即将得到利益者会赞成，因为人基本上都是很自私的。一个改革基本上都为了一个团体好，一个学校好，为一个国家好，很多地方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从总体来讲是有利的，你想一个学校假如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学校好了，受益的还是你嘛，对不对？但是在短时间内你会付出一定代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从长久来说还是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改革变成一场革命，在一件公共事务中掺杂了人身攻击，这一点我是反对的。

　　我的办学理念是延揽最好的人。但是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游戏规则，然后请最好的人。否则，最好的人为什么要到你这儿来呢？除非他的前途、他的发展、待遇有保障，假如到你这里根本没有规则，浑水摸鱼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保障的话，有才能的人决不会到这儿来。

　　并不认同教育产业化

　　新京报：对于“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你怎么看？

　　孔宪铎：首先我不太明白“教育产业化”是什么意思……

　　新京报：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把教育当成工业或商业模式来做，来发展。

　　孔宪铎：在很多的发达国家，教育经费都是在宪法中规定的，这表示教育和别的任何事业的性质都不一样。在国外，没有说国防、城市建设或者说外交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只有教育有，教育不是一个普通的产业。任何一个父母，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把钱拿出来教育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他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到教育孩子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明天、明年有收益，他希望孩子这一代有收益就好了。第三，他把这些钱拿出来，通过孩子一代以后有收益，而且他希望他孩子有收益，不是希望他自己有收益，而其他产业的人则是希望他自己有收益，两者在性质上有着很大差别，根本不是一回事。

　　说到这里，我想申明我一向的观点，我比较支持、赞成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有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我绝对反对用教育作为手段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一点我坚决反对，但是我赞成投资在教育的资金应该有个合理的回报。我基本上不赞成教育产业化。

　　大学合并不一定就好

　　新京报：对于近两年来大学合并的风潮，你怎么看？

　　孔宪铎：中国人做事常常像大厅里挂的钟摆，不是左就是右，从来没有比较适中一点，中庸一点，一中庸就是停滞不动了。中国在1952年搞院校改革，一开始就是分，一个学院一个学院地分，浙江大学生物系分到上海复旦大学。现在又合。大学的好坏与大小没有关系，像美国有一所一流名校，大学生只有700人，研究生可能有几千，但是，对于大学变成独立学院我反对，比如说一个农学院，你学农的话还要学物理，要学化学，要学数学，这些都是共同必修课。在农学院里，没有化学系，没有数学系，没有物理系，在农学院里教物理、化学、数学的人就没有科研设备或其他条件做研究，所以他就没有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的老师教得好。所以我觉得学校不应该分，应当办综合性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到理学院去学基础知识，这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我不赞成随随便便把几所大学合在一起变大，大不一定就好。

　　新京报：与此同时还喊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

　　孔宪铎：口号应该叫，但应有明确的目标，画虎不成反类犬，画狗的话有个画虎的心态才能做到，我们应当有个目标，什么时候走到哪一步，应取法乎上，知道什么是一流大学，知道这个目标，怎么走近它。叫这个口号，往这个方向推动，这是可以的。

　　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