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权威是非(组图)_影音娱乐


	博士论文，权威是非(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10:37 新京报

　　冷暖自知，浮沉自理，自信是成功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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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孔宪铎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定价：32.00元

　　作者的博士后导师MarioMoscarello（左二）、Wood医生（左一）和傅静珍，摄于多伦多儿童医院生化研究所（1996）。

　　（我）毕业之后，即去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ofToronto）植物系攻读植物生理专业博士学位。1965年7月1日，我去多伦多报到，指导教授比我还小几岁，真是小老板，他是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毕业的JohnWilliams博士。我的论文是他博士论文的续集《蚕豆叶绿体DNA的理化分析》。他把自己的一本论文交给我说：“你仔细地看看，就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以后好一段日子，他再也没有对我说什么。

　　是他，把我训练成一位能够独立的研究者。他好像教我游泳，其方法就是一手把我推进水里。冷暖自知，浮沉自理。

　　能去多伦多大学植物系读博士，是Guelph大学园艺系的一位朋友DaveSmith介绍的。因为他也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我曾和他在1963年的暑假一起在KattleLake研究Blueberry的生态，异国朋友，很好相处。他教我英文，我教他烹饪。

　　记得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65年-1968年），多伦多大学植物系里的中国学生寥寥无几，学生理的有张建华、钱明赛，学生态的有戴子仙，学植病的有黄鸿章、郑稔雄，学遗传的有刘佐端。就这几个。

　　戴子仙博士是中兴大学校友，也是在植物系任助教时的前后同事。这次又在多伦多大学第三度相逢，真实属不易，他也成了我在多伦多大学植物系经历的见证人、终生好友。

　　我一心一意想要挤进北美洲的西方象牙塔，就是从1965年7月1日走进多伦多大学植物系三楼的植物生理实验室开始的。

　　博士学位是走进象牙塔的敲门砖，不能没有。

　　既然是目标已定，决心已下，那就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吧，在向上爬的时候，我只看脚前的三四层阶梯，从不看山有多高，梯有多峭，否则就会吓坏了，泯灭自己的士气。在困难没有临头时，不要去夸大它，被它吓倒。

　　我迈的第一步，就是先要学习，熟练实验室里各种大小的仪器，如分光光度计、离心机和超速离心机等等，它们使我眼花缭乱。因为以前我都没有学过或用过。又不敢问，只有白天从说明书上看图识字，晚上偷偷地小心操作学习。

　　我是如此苦心地去迎头赶上，以补过去的不足。过去，我一直是在田间工作的，在台湾学的是种植菠萝，在Guelph学的是种植苹果，用的是锄头、喷药器和施肥机。

　　我的导师Dr.Williams告诉我有一种石英石制的小滤光器，价值很贵，嘱我小心。第二天我就不折不扣地把它打碎了，这样的开始，多难过。涂了满脸的灰。

　　……从此，我开始闯出了老板的旧天地，并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首先设计出来一套分离和纯化蚕豆叶绿体的新方法，用物理和化学方法验证可靠之后，即先写成一篇短文IsolationofchloroplastsfreefromnuclearDNAcontamination在Biochem.Biophys.Acta（BBA）169：265—268（1968）上刊出。

　　我用自己的方法分离和纯化出来叶绿体，又用自己找到的最新的方法和技术从中提取DNA，再用当时较为先进的Analyticaldensitygradientultracentrifugation来分析DNA.可惜的是，植物系没有这种昂贵的仪器。有人告诉我在玛格丽特医院的癌症研究中心有一台。由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一位物理化学教授Dr.MikeRauth经管，我就趋前请教，他一口答应，只是疑虑，为什么学植物的人，要用这种精密仪器。他很耐心地教我使用，并讲解其功能和原理。当他觉察到我对微积分一无所知时，他露出无限的惊讶，我感到无地自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让我觉得没有读过中小学的困窘。为此，我不止一次地想去自修数学，可是数学却与其他学科不同，一步不通，就步步不通。你不懂，就是不懂。我看过大代数，也看过微积分，一窍也不通。

　　以后又有人告诉我，离我们植物系不远的儿童医院的生化研究所中也有一台同样的仪器，我就想借用儿童医院的那一台。因为每次去玛格丽特医院太远了，要乘电车，要花车费，要花时间，实验又常常是要做到很晚。

　　我去儿童医院生化研究所找Dr.MarioMoscarello.他是一个大高个子意大利后裔，为人直爽热情。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一口答应，只是好奇地问我，你用这种仪器研究植物的哪个部位。我说“花蕾”，大家都笑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我当初只要求借用两三次，却用了整整一年。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初只答应借仪器给我，却留下我来做了两年他的研究员。

　　我所得的结果显示，在蚕豆中，细胞核的DNA和叶绿体的DNA具有相同的碱基成分，但其他物理化学性质不同。换言之，在蚕豆中，其细胞核和叶绿体的DNA都具双螺旋结构，都含有36.7％G＋C碱基，都在高温（100℃）下使双螺旋分开。但有一项特性，细胞核的DNA和叶绿体的DNA截然不同。那就是当双螺旋结构在高温下分开之后，在同一条件下，叶绿体DNA很容易恢复原来双螺旋结构，而细胞核DNA则不同。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博士论文考核委员会的成员之一，Dr.N.P.Badenhuizen也就是当时植物系的系主任，却不以为然，他指出我的结果与早年诸多先进专家学者报告的有出入，假若两者之间有人出错的话，一定是我，一定是一位研究生，不会是多位名校的名教授。

　　世界上，到处都有学术权威，权威可以助人，也可以害人，我成了受害者。

　　于是，他决定要我用他们用的材料———菠菜和烟草去重复他们的实验。系主任是位大牌教授，又握有生杀大权，身为一位无足轻重的研究生，怎敢不从？委曲才能求全。

　　我忍气吞声，努力不懈，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重复那几位名校名教授的实验，他们有的在麻省理工学院，有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有的在华盛顿大学，有的在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光是听到这一连串的大名，就足够把你吓倒。

　　我把这些名人的实验重复一遍又一遍，从菠菜和烟草所得的结果就像阴魂一样，和我从蚕豆所得的结果一模一样，当然都和他们先前发表的结果不同。我们系主任的结论很直截了当，他说我连做技术员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不能重复他们的实验，那又怎么配得上博士学位呢！

　　……（最终）我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靠的不光是我的努力，最重要的是自信，坚定不移的自信，否则早就在这条颠簸不平的路上跌倒了。

　　摘自孔宪铎《东西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