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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条纹T恤衫，花口袋外挂的牛仔裤，张黎一脸轻松地从宾馆房间迎出来。这形象与记者通过其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军人机密》所想象出来的，有些反差。
“那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子，老气横秋？”张黎笑望着穿着衬衣西裤的记者，突然“蹦出”了几句很地道的长沙话。障碍消融，昨天凌晨的长沙开始变天，但我们之间的谈话
，气氛很温暖。
张黎其人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在潇湘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导演，现为高级摄影师。
先后担任《喋血黑谷》、《横空出世》、《一声叹息》、《大腕》等片摄影。其中《横空出世》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艺术总监、《忠诚》总策划，正在热播的《军人机密》导演。
关于个人角色转换
庆幸身处变革年代
记者：您的长沙方言怎么说得这么标准？
张黎：那是因为我语言天赋高嘛(大笑)。其实，我在长沙呆了10年。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就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先后任摄影、导演。这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潇影给了我很多机会，最多的一年拍了4部。这不仅是培养了我对摄影机的亲切感，更重要的是它让摄影机真正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有了这种基础，你才会有感悟和审视能力，才能真正读懂大师的东西，真正读懂经典。
记者：什么原因促使您10年后离开潇影？
张黎：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与生俱来的。上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大家都很珍惜这个能读书的机会，就总想试图改变点什么，或者对改变推上一把力。我很庆幸自己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它让我永远在经历变化。
记者：您最大的变化是不是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角色转换？
张黎：是，这的确是一种跨越。从摄影师转换成导演，一个明显的缺憾就是摄影师太注重外部了，几乎已成本能。那种本能其实是不该有的，摄影只是导演应当掌握的其中一个语汇，成为导演后摄影师的本能就要尽可能地压制住，甚至培养起一种新的本能，这点张艺谋是克服得比较成功但也很艰难的。
记者：张艺谋、顾长卫等许多您当年学摄影的同学都转行干导演了，这其中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
张黎：目前大陆导演中很多只是强调表演和台词。我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天，都是感觉找不到愿意侍候的、自己敬重的导演，较成功的就都改行做导演了。
关于第五代导演
感觉激情逐渐减退
记者：应该说你们的转型都是比较成功的，大多成为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您认为体现在你们这一代导演身上最典型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张黎：酷爱。我们一个同班同学曾为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做摄影，回来就和我说：“那家伙(张艺谋)是个疯子，早晚各一碗面，一天天地站在雪地里，也不冷也不饿。”一般人和张艺谋在一起是很受不了，他没有任何其他嗜好，除了电影还是电影。我自己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从不唱卡拉OK，不泡吧，总觉得那时间浪费得可惜。有生以来只去过三次歌厅，那都是被朋友硬拽着去的。
记者：这种执着的精神是不是正是你们保持领军地位的奥秘之一？
张黎：是。比如第六代导演，他们并不缺乏才华、不缺乏经历，也不缺乏创造力，但他们往往选择抄近道，急功近利，拍地下电影，出名、赚钱。现在马上又是第七代了，他们比第六代要平和，杂念少些。第六代导演因为处在躁动时期，有定力的不多。
记者：但客观地说，事物总是阶段性的。作为第五代导演，您感觉有危机吗？
张黎：“第五代”熬到今天，的确面临着一场大的危机，那就是激情逐渐减退。就拿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来说，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英雄》是充满激情的，但后者就已经消沉了很多。
记者：假设有一天“第五代”退出历史舞台，您认为你们对中国影视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张黎：人的自身是有极限的，我们这一代必定只是个阶段。(沉思)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对中国电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它“不死”，能够保留下这一火种，我觉得我们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关于电影审查制度
这是庸才的挡箭牌
记者：你提到让中国电影“不死”，让我想到了影视界人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中国电影承载了太多电影之外的东西。这其中所指的“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另外，您如何看待电影审查制度？
张黎：有人简单地理解，会认为我说的“之外”的东西是电影审查制度。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那电影市场将是怎样一番情形？我前几天从乌克兰请来一个编剧，他非常羡慕中国电影人。他认为前苏联的电影审查制度比中国要严格得多，但尽管非常严格，可他们那时的电影在世界上是有地位的，现在没人审了，质量反而差了，反而没有电影了。他觉得我们的审查制度其实保护了电影，至少我们还有片子能进入国际市场。
记者：您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应当怎样理解？
张黎：现在很多导演骂娘，说拍了片子通不过审查。但等中国的娱乐业成为支柱产业后，没有人审查了，全都真刀真枪在市场上拼，到时上哪骂去？所以以审查制度作挡箭牌，是许多碌碌无为庸才的借口。
记者：那么审查制度对电影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黎：我们只有在有限的空间里去争取达到最大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美国和欧洲也没有。
记者：您认为属于我们自身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张黎：其实，作为个体而言，美国的观众比中国观众要单纯得多，他们很容易就被英雄主义和美好爱情所感动。而我们却对于文学、音乐、诗歌这些触及灵魂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消融，原因有我们自身的，也有遗传的，这是长期形成的冷漠。
关于中国电影出路
呼唤人性是创作宗旨
记者：您认为发展中国电影业现实的瓶颈在哪里？
张黎：瓶颈之一就是抄捷径的人多了，赶热门题材的人多了。比如功夫片，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片种，再生性比较小，是座需要小心开采的矿，现在却已经进入到了一种野蛮开采的局面了。又比如在贾樟柯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贾樟柯”，甚至比“贾樟柯”还“贾樟柯”，通过拍地下电影在境外获得声誉。贾樟柯的“地下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抒胸怀，但终究不是中国电影的主流。更为严峻的事实是，99%以上的电影处于亏本状态。最近的一部投资2000多万元拍摄的电影，结果票房只有400多万元。
记者：那你们打算如何突破这个瓶颈？
张黎：这给电影人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怎样把年轻观众请回电影院？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张艺谋、冯小刚等票房旗帜的努力不说，第六代导演也在进行尝试。我比较推崇《卡拉是条狗》，因为它在有限制的自由里，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对老百姓生活境况的描述，它的导演是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路学长。
记者：您为什么对这部片子特别推崇？
张黎：一方面，是我们高兴地看到第六代导演开始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别人了。另一方面，它也让一个方向更加明确，那就是作为影视人，我们必须是真正与老百姓在一起的，想想今天中国老百姓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关注人，呼唤人性，应是影视人期以实现的创作宗旨和使命。
记者：您认为中国电影的出路在哪里？
张黎：最大的出路当然是把我们的价值观作为精神产品卖到国外去，那将成为中国娱乐界的出头之日。实习记者 马 静 记者 刘 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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