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一个拐点吗？(图)_影音娱乐


	真的是一个拐点吗？(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0月08日09:47 新京报

　　《拐点》作者章敬平访谈：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拐点———决定未来中国的12个月》，章敬平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本书认为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是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作者论说了政治、经济、法律，还有社会文化四个层面的变化，声称中国将以这12个月为拐点，进入到25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章敬平，《南风窗》主笔。1998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新闻界。曾担任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部副主任、《经济观察报》特稿部主任。半年来，先后出版了《向上的痛：目击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

　　推销一个概念

　　新京报：你把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这12个月称为决定中国未来的12个月。对于中国未来，这12个月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章敬平：任何稍有政治神经的人，都会敏感地意识到，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12个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走到一个时代的拐点。我说过，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相信，这12个月对中国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对这12个月原本的判断是“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几经辗转，“影响”变成了“决定”。我想，有关人士可能是希望用一种更为醒目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这12个月对中国的价值。正如我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层面的四个“终结”，来论证“拐点”的出现一样，事实上，我所谓的终结，本质上只是“行将终结”，或者说“可能终结”。

　　新京报：书中你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一概念，它具体意味着什么？

　　章敬平：首先说一句，启发我用“社改”这个概念的，是2003年底的中国媒体。大家都在谈一年的政治、经济有了怎样巨大的突破，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领导人的交替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也只是对既定方针的再深入，宏观层面没有大的变化。

　　但，中国在一年间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那么，如何描述这种变化？

　　我想到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个概念。老实说，开始我也拿不准，因为过去我们对改革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二元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我的专业不是政治经济学，我不晓得这样的划分是怎么形成的，也不知道我在约定俗成的这两种改革外，加上“社改”是否妥当。

　　好在我不是研究者，学界对我肤浅的划分或许不会太在意。所以，我就用“社改”来描述一年的变化。

　　我理解的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策取向，它是由一系列社会政策迭合而成的。我以为，具体到单个的社会政策的选择，往往与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者经济体制没有必然的关系。

　　跳出意识形态窠臼

　　新京报：你从四个方面谈到了社会体制正在发生的改革，如果把这四方面归纳为“公平、法制、人本主义、多元化”，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一方面？

　　章敬平：我觉得没有哪个层面可以说“最”，它们应该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新京报：政府在这四个方面的社会体制改革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你是媒体从业人员，你认为大众传媒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是不是也存在较大的影响作用？

　　章敬平：政府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当然起主导作用，只不过，它的改革有时候是被动的，就像我们在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看到的那样。政府多数时候是顺势而为，这个“势”往往是民间力量促成的。媒体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影响的程度难以定论。从当下中国的实际观察之，媒体对社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对具体的社会政策影响较大。

　　新京报：你的观点相当鲜明，书出版以后收到的读者反馈如何？

　　章敬平：据我对读者的初步观察，他们对本书的基本态度，大略有三：“认同”。持此观点的读者认为，我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整合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批阅时代的模本和标本，这是一种对社会走势较为精确的独特解读和提炼。

　　“反对”。持此观点的读者称，这12个月只是一个节点，我将一个节点说成“拐点”，显得过于随意。更有甚者，将我责备成一个时代的“吹鼓手”。

　　“中立”。持此观点的读者觉得，我很敏锐地把握住了“公正”、“人本”和“多元”等时代命题，这也的确是一年来出现的一些鲜明的趋向。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内发生的、不一定符合这些趋向的重大事件，被我有意无意地疏漏了。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避免将个人在政治上的主张，渗透其中。这是因为，社会体制改革是一项更为技术化的工作。顺便说一句，人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之所以大相径庭，往往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作祟。

　　一个月前，我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对时代好坏的判断中，林坚持放弃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从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想，世间事，事不同理同。经济学家如此，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完全落入到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失之偏颇。

　　新京报：在2004年4月到现在社会体制改革又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吗？如果有，这些变化是不是延续着“拐点”的方向？

　　章敬平：我没有发现什么新的趋向性的变化，我认为方向还在继续。

　　采写/本报记者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