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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前一直被简称为中国电影双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界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两项国家级的电影评奖活动。当我们回首在上世纪严峻政治局势的襁褓下“出生”的百花蓓蕾时，一段黯然隐入历史深处的事件渐渐显影。我们寻找到当年曾经参与百花奖统计记录工作的王雄老先生，他也是原中国影协办公室主任。时隔整整四十年，这段被封尘的历史让我们在今天重新认识。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周恩来、陈毅接见1963年百花奖获奖者，前排右二为张瑞芳。
“百花”遗珠《南海潮》的工作照，中为蔡楚生。
百花奖获奖证书和奖杯。
从诞生说起
1961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之后，中国影协立即在所属的电影刊物《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上开展“四好”的宣传，并积极筹划群众性的电影评奖。关于奖项的名称曾经过反复地讨论，在王雄老先生保存的会议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1961年9月12日为这项群众电影奖命名时的情况。当时影协书记处书记黄钢曾提出名称为“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后来又提出是否叫百花奖、工农兵奖，大家一致认可百花奖这个名称。当时电影出版社的副社长程季华提出“大奖评一个，宁缺毋滥”。最终定下来名称为“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确定每年举办一次。
该奖设立故事片奖，分设最佳故事片、编剧、导演、女演员、男演员、电影配角（正角或反角）等15项大奖。
12万名读者的评选
首届百花奖由《大众电影》主办，近12万名《大众电影》读者评选的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于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郭沫若、周扬、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田方等各界领导出席。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还为获奖者题词，获奖人员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学校与群众联欢，这种前所未有的群众文化活动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64年百花奖评选顶风出台
1963年底，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受到一些非议。一些支持创办百花奖的领导同志，一方面继续肯定百花奖的群众评选电影的形式；另一方面也要求影协总结经验，扩大参与评选的范围，要深入到农村、工厂、连队去组织工农兵各阶层群众参加评选。据此影协与有关职能单位研究决定：第三届改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联办。投票对象不再限于《大众电影》的读者。评奖项目仍然是各片种、各行档共15个奖项，但增加获奖名额，以得票多少为序，不再冠以“最佳”名目，统称为百花奖。但最终在严厉的政治形势下，1964年百花奖未能如期举行。
待了的公案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大众电影》得以复刊。而《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读者的热烈企望中也于1980年重新恢复。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1964年由影协等单位举办的未能绽放的第三届百花奖，采取了隐晦的态度。恢复举办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仍从第三届开始。现在看来，这样处理有欠妥当，对于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迫取消的第三届百花奖应该实事求是予以公正地了断。这样才不负于当年积极参加评选电影的广大观众；不负于获奖却没能领奖的电影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逝世的电影家们。
口述：王雄（原中国影协办公室主任）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还差一个没补钙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群众热情都很高涨，娱乐生活又很纯粹。所以一九六二年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的时候，通过《大众电影》杂志发出去的选票收回来有十二万张，这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可算得上是一桩盛事了。那个时候也不谈什么票房，不过大家都觉得艺术就是群众的，那么当然也得由群众来判断。所以大大小小一箩筐的奖项，都让电影爱好者们，具体点说，就是《大众电影》的读者去决定。
才办了两届，大家的热情似乎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百花奖也就停了。待到大梦方醒，重新开奖的时候，就到了八十年代。小别胜新婚。
狂欢之后大家都觉得其实自己精神空虚得紧，于是又一轮对于电影的狂热迸发。加上那时候供不应求，白纸黑字的学术书刊都卖疯了，电影院自然爆棚，花花绿绿的电影杂志当然也受人待见。
《大众电影》的印量最高峰时有近千万份。印量大选票自然也多，反正是挺红火。这时候艺术家们又觉得这么个评法不太科学，倒不是说这种通过信函投选票的方式在统计上有什么偏差，而是这实在与“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准则有点距离，毕竟，奥斯卡就不是群众海选出来的。大家的热情似乎也不能就此泼一盆冷水，收权也得讲究艺术。于是在百花奖之外，出来一个金鸡奖，艺术家说了算，还把拉拉杂杂一堆奖项搜罗过去。百花奖只剩下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配角奖。其实这思路也不算不对，咱们老百姓看电影不就是想寻点开心找点乐吗，不用搞那么专业也罢。更何况生活水平好了，艺术青年们有了条件自然也都进了圈子，可以“高于生活”了。
于是百花奖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是“原配”，可风头就是没有后进门的“金鸡”来得强健。到现在双奖活动干脆合办，人们嘴上也是“金鸡百花”叫得顺而不是相反。
惟一让人得到点安慰的是自古树大招风，百花跟在金鸡后面，虽然也挨了不少骂，却比后者要好得多。都是关于评奖客观性的问题，百花奖挨的骂主要还是选票面过窄，不像金鸡挨的骂来得更伤筋动骨。
如今商业大战无处不在，商业机密也无处不在。给百花奖发选票的《大众电影》发行量到底是多少，长点脑子的人都会说不知道，反正没有当年的气势那是肯定的，公布的百花奖信函投票数最低据说只有两三万张，就算现在看电影的人少了些，可这点票数肯定还是不够塞牙缝的。于是嚷嚷着要改变投票方式。嚷嚷了多少年的艺术问题，最后借着IT发展的春风得到了一个半尴不尬的解决，就是允许通过手机短信投票，而且这一招的卖点除了扩大参与面之外，还号称增加了颁奖的悬念效果，因为据说最后的统计在最后一刻才有明确的结果，仿若老美的奥斯卡。只是不得不提一句，现在手机短信也是“公司业务”，和艺术无关，哪天通过电子邮件参与评奖也有资金流动的话，那卖点肯定要比手机短信来得理直气壮得多。只是这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百花，先天的氧分耗尽之后，后天也没完成补钙这一课，只是方便了大家的把玩。
沈东
发现
一段历史的遗案
未绽放的蓓蕾
1964年3月1日，第三届百花奖开始征集选票，得到选票近九十万张，共评选出十五项45个奖。原拟定于6月下旬颁奖，但有的影片被诬为是替彭德怀翻案（电影《怒潮》获音乐奖）。如按评选结果发奖，定会招致对百花奖的围攻和批判，也将连累获奖的创作人员。无奈，影协只能佯称选票正在统计，发奖时间延期举行。
6月份没能按时颁发百花奖，引起群众的不满。社会上纷纷来信询问。加之文艺整风形势越来越严峻，继续发奖已无指望，影协不得不于1964年底，违心地借用社会上的左倾观点、自诬获奖影片没有体现党所倡导的文艺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不符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呈请上级批准撤消这次评奖。至此百花奖黯然隐入历史的深处。没多久以后，首创电影百花奖的《大众电影》杂志也被迫停刊。
“百花”遗珠《南海潮》
在1964年举行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中，蔡楚生导演的《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与好评，得票名列榜首，但遗憾的是，当年百花奖的颁奖后来不了了之。
《南海潮》是蔡楚生以40年代初在香港创作的剧本《南海风云》的旧稿，邀陈残云、王为一两人合作、重新构思的。当蔡楚生赶拍下集《天涯海角恩仇记》时，他被召回北京参加“文艺整风”和农村“社教”运动，拍摄工作就此停顿。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含冤去世。1980年1月26日，有关部门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蔡楚生的名誉终于获得彻底平反。而巧合的是，《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同一年重新恢复，但是《南海潮》已经被埋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口述：王雄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未能公布的1964年“百花奖”获奖名单：
故事片奖《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以后》
编剧奖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白辛、辛毅等
导演奖蔡楚生、王为一（《南海潮》两位导演）崔嵬、欧阳红缨（《小兵张嘎》导演）》、林农等
男演员李默然、张平、安吉斯等
女演员王晓棠、吴文华、王丹凤等
配角奖石晓满、王心刚、田华等
投票对象中，工人占19、9%、农民7、1%、战士占15、5%、干部占23%、学生26%备注
摄影奖王启民、张翬、李生伟等
音乐奖雷振邦、巩志伟、吕其明、肖珩等
美工奖卢淦、史维钧、黄冲等
感谢王雄老先生提供获奖名单及相关统计数据。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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