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镜头》叩问环保(组图)_影音娱乐

《绿镜头》叩问环保(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1月05日09:19 新京报

　　“绿家园”创办人汪永晨出版摄影图文集

　　多年来活跃在环保第一线的“绿家园”创办人汪永晨推出了她的新作《绿镜头》，主题是关注环保，呼吁环境保护。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不仅把空洞的环保口号具体化到我们的日常视野中，而且可以带出一系列话题，比如关于民间环保组织，关于环保与生存。在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一个普通人对于自然的挚爱。这对于每天都感受到环境恶化的人来说，不能不成为一个警醒。

　　本书策划者寄希望于《绿镜头》与《红镜头》、《黑镜头》、《白镜头》构成中国新闻摄影作品的“镜头系列”。但此书相对来说力度稍欠，过多的自然美景图片使其极易被人误认为是一部旅游手册。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缺憾。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汪永晨在寒冷的早晨捕捉白鹤的声音。

　　《绿镜头》，汪永晨著，三联书店2004年10月出版。书中讲述了作者深入自然保护区的所见所闻所感，附有几百幅照片。

　　汪永晨，女，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96年创办“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群体。1999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2000年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她说她有一个愿望：采集大自然的各种音响，办一座声音博物馆。

　　汪永晨：我追求更多的蓝天

　　最大的困难是人才

　　汪永晨说，他们最缺的是人才，把自然当作自己的丰碑的人才。

　　新京报：《绿镜头》这本书涉及到了20多个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和故事，能谈谈你的写作初衷吗？

　　汪永晨：当我1993年在青藏高原看到美丽的风景时我被震撼了，但随后我又看到了一头被猎杀的野牦牛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河滩上，我感悟到自然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但人类却没有读懂它。我想自己也许一辈子就要跑这些地方（自然保护区），我要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把这些地方的美，介绍给我的听众朋友，也更希望把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告诉大家。

　　新京报：作为“绿家园”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的发起人，你认为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汪永晨：首先肯定是教育作用，“绿家园”建立这8年来已经有将近五万人参加，我们让大家认识了自然。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我们把自己感受到的自然，自己看到的情况传递给大家，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自然状况。

　　还比如在一些有可能破坏自然环境的水利工程建设中，我们会提供决策参考。我们可以让工程主管部门知道，他们不仅仅是要建一个工程，他们还需要考虑到环境保护，还需要考虑到周围民众的利益。

　　新京报：你觉得对于民间环保组织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汪永晨：目前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的民间环保组织大概有上千个。有人说，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可能最缺的是钱，但是我却认为最缺的是人才。一方面是缺少专业人才，而更多的是缺少关注自然的人。因为现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人才济济，但诱惑也很多。面对这样的诱惑，真正能够具有热情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每个人的追求也许不一样，你可以追求更多的钱更好的房子，而我则追求更多的蓝天，更美的自然。我们就是需要这些能把自然当作自己的丰碑的人。

　　《可可西里》难题

　　正在热映的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追问：对于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来说，当谋生和环保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大概也是环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根本追问之一。

　　新京报：在《绿镜头》中，一个叫次里的小伙子的故事让我印象很深。他一方面知道猎杀受保护动物不对，但一方面迫于全家生存的压力却不得不拿起猎枪。

　　这种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你怎么看？

　　汪永晨：我以前也总是说猎杀动物就是该被抓，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听到森林警察告诉我全村的人跪下来为他求情，说他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时，我也感到了巨大的困惑。我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我觉得人的生命同样也很重要。在面临这样的生存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矛盾时，我就更希望呼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让社会均衡发展。

　　比如说在长江上游的人，不许破坏环境，但为此他们却生活得很贫困，而下游的人在享受到了上游的人带来的利益之后，他们还可以修建工厂，而这些是得益于上游的人保证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中国的发展应该有生态补偿机制。

　　缺少的不是法规

　　关于环保的法规制定了不少，但汪永晨认为，关键还是要贯彻。

　　新京报：我们现在也能看到政府对于自然生态保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也采取了措施，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在你看来这些措施成效如何？

　　汪永晨：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缺少法规，而是该如何去执行这些法规。比如我们所说的生态补偿机制是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但是很多建设工程中却忽略了这一问题，忽略了环境保护，忽略了“环评”（环境评估）。

　　“环评”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当地公众百姓的参与，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权益。比如这几天我们在开一个联合国关于水坝的会，云南一位官员在会上说修一个水库给当地老百姓的赔偿是10到30倍，但同时在这个会上有5个来自那个水库的移民，他们却说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高的赔偿。

　　新京报：你曾经去了很多国外的自然保护区，就你了解，国外的自然生态保护和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汪永晨：他们这方面的法规非常健全，自然保护都是按照法律在办，不会有什么特事特办。他们自然保护类的教育做得相当好。比如我在德国的时候，看见用骑自行车的方式来教授孩子能源是怎样产生的：自行车旁有灯，当孩子们使劲骑车的时候，灯才会亮，他们随之也会明白能源的产生很不容易。

　　他们的教育都非常生动，但我们的教育却更多是说大话。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小学生环境论文演讲大赛，有的小学生竟然说自己就可以解决核污染问题、臭氧层问题———我们在环境教育上说大话太严重了。

　　采写/本报记者甘丹

　　书评

　　被破坏的家园

　　本报书评人一泓秋水

　　无论在中文或其他文字里，“家园”都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它蕴涵着温暖与宁静，甜蜜和温馨。人类在这里生栖繁衍，延绵不绝。大自然给了人类以丰厚的馈赠，让他们栖居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与山水为伴。然而，人类的僭妄与短视使他们肆意破坏一切。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环境问题已日益突出，甚至造成了直接后果。但是，竭泽而渔的行为仍频频发生。

　　作为长期主持环保节目的主持人，汪永晨对于各地环境被破坏的情况无疑有着广泛的了解。她亲眼目睹了许多由于人类的贪婪和愚蠢所造成的环境灾难，因而有着更刻骨的认识。在《绿镜头》里，她为读者讲述了关于环境的众多话题，这些也一直伴随着她的思考和忧虑。

　　在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和全民的共识，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先期的发展和积累使得他们可以不再掠夺自然，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和法规杜绝了破坏环境的行为。而在我国，正如汪永晨所见到的那样，黄河断流、长江污染、草原蝗虫成灾、珍稀动植物濒危……尽管环境遭破坏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一轮又一轮的圈地、圈水运动在资本的驱使下在全国各地展开，环境变成了一种牟取利益的资源，可以被无辜地牺牲。过度放牧已经使草原面积逐年减少，废气的过度排放导致了酸雨，大面积的砍伐使得山体滑坡……

　　《绿镜头》的不足在于，它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描述，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和绿色生态等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在那些破坏现象的背后，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暴露，以“建设”的名义行破坏之实的缘由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体现。它不能带给人以巨大的痛惜并产生制止破坏行为的冲动。作者的思考只是停留在一个有限的层面。若以“环境使者”的标准来衡量，读者有理由对她提出更高的要求。

　　另一个遗憾是，本书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意图偏差，本来应该是激起沉痛和反思的关于环保的图书很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时下流行的旅行手册，大量精美的图片凸现的主要是大自然的昨天，而对今天的现状关注不足。它可能有利于激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但在更具现实意义的方面———激起人们对自然被破坏之“痛”———却显得乏力。

　　一本书和一个环保组织一样，重新拉近的是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视野。面对那些已经或正在消逝的风景，我们还能继续安然地“诗意地栖居”吗？

　　链接·经典环保图书

　　《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强烈震撼了广大民众。作者当时遭受的攻击是空前的。由于该书的影响，仅至1962年底，已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被清除。

　　《自然之死》

　　本书最早出版于1980年，探讨了科学革命如何认可了自然的开发、贸易的扩张以及女性的被奴役，塑造了20世纪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与过去数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之间强有力的关联，并对自然与生命的有机论和机械论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有洞察力的讨论，同时，在澄清妇女———自然的关系的复杂性方面本书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伐木者，醒来！》

　　本书是报告文学作家徐刚的代表作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之初即引起轰动，在中国较早地开启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徐刚在书中怀着痛苦激愤的心情报告国内不少地方大肆砍伐森林，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灾害加剧，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控诉。他还作有《地球传》、《守望家园》等，是中国作家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用力最多、成果最丰硕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