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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叶星生:三千藏族“佳丽”藏“后宫”(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1月07日01:33 北京娱乐信报
文化人物——叶星生:三千藏族“佳丽”藏“后宫”(组图)
叶星生向记者展示《中华文化》长卷的部分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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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了3000多件藏族艺术品的西藏美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叶星生,近日承担了3000米长卷《中华文化》的开篇以及西藏部分共38米的图稿设计。明年他还将入藏,进行为期5年的《藏族传统工艺调查研究和有形文化抢救》工作。

文化人物——叶星生:三千藏族“佳丽”藏“后宫”(组图)
“让均”自现石

  3000米长卷需坐缆车观看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华文化》长卷的创作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叶星生(以下简称叶):不久前,某收藏家决定将自己收藏的大量乌木捐给国家。一些文化界人士经过商量,决定以此创作一幅表现长江黄河中华文化的3000米木雕长卷,恐怕到时观看需坐缆车。画稿创作由各省负责,我负责的主要是长卷的开篇部分《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西藏部分《雪域之光》,共38米长。目前已经创作出了部分画稿。

文化人物——叶星生:三千藏族“佳丽”藏“后宫”(组图)
经书封板

  得十世班禅画师亲传

  记:您是如何走上美术道路的,是天性所致,还是家学传承?

  叶:父母在我6岁时就离开成都进藏了,我和外祖父、外祖母在老家相依为命。窘迫而又孤独的家庭环境,让我很容易沉迷在美术中。我家附近住着一位四川画家冯冠父,老先生有肺病,很多人不敢靠近,只有我经常帮他倒倒痰盂扫扫地。他便赠我纸笔让我涂鸦,还不时鼓励我。最得意的是,一次当我画完后,一个老奶奶向我索要了作品并贴在了她家窗心上。外祖父发现我的绘画天赋后,便有意识地在旧书摊上给我买些与美术有关的书,不久后还请了当时颇有名气的画家周子奇、陈亮清来辅导我。

  记:哪些老师对您影响较大?

  叶:1961年,我13岁时从成都进藏,成为西藏中学第一个汉族学生。现已故去的我的美术教师西洛老人是十世班禅的画师,他可以在半粒青稞上,准确地画出3尊精美的佛像。后来上世纪80年代我创作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时,请他担当了顾问。

文化人物——叶星生:三千藏族“佳丽”藏“后宫”(组图)
叶星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成名之作纯属歪打正着

  记:现在美展中有一种“布画”,听说就是您开创的?

  叶:1979年我接到国庆30周年全国美展的通知,便准备按照唐卡的传统方法进行创作。唐卡创作首先要在布上做胶底,然后用石头磨平再进行绘画。但没想到,当我刚刚把还没有铺胶底的布摊开进行构思时,一滴墨滴在了布上。当时我想糟了,但再一看,墨顺着布的纹理氤氲开来,别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联想到创作题材是《赛牦牛》,我便干脆以此方法创作开来。结果这件作品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美展二等奖。据说当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该作品很难归类,于是就有专家单独为它起名“布画”。

文化人物——叶星生:三千藏族“佳丽”藏“后宫”(组图)
戴冠菩萨像

  牺牲一个“孩子”养育另一个

  记:据说苦禅老人当年在看完您的画后曾有如此勉励:“自丝路花雨问世以来,敦煌艺术令世人瞩目,待布宫彩笔新生藏派丹青,可前途无量”。但就是在事业的黄金时期,您为何暂别画坛,迷上了收藏?

  叶:到西藏山南后,我经常到山南昌珠寺临摹壁画。一天,一位老僧人送我一罐酥油人参果。果子吃完,这罐子也成了我的第一件藏品。1965年,我被派到“社教工作组”,住进一位藏族老人家里。我们相依为命,父子相称,同吃同住一年之久。临别时我从部队搞了一袋面粉、一桶青油送他,老人却将家里惟一的奢侈品——一件墨竹工艺官窑烧制的薄胎古花瓶送我。又见我对那个他曾用过的图纹别致的尿盆眷恋不舍,便一并送了我。真正让我有了收藏决心的是1990年亚运会艺术节上中国西藏图片社为我举办的《西藏著名画家叶星生先生300件藏品首次大曝光》。上世纪90年代后,我更有了“要盖私立博物馆”的“野心”,于是资金投入更疯狂。

  记:美术和收藏都是您的最爱,您如何取舍?

  叶:现在我的绘画作品几乎都被我卖了用于收藏。我是在牺牲一个孩子,养育另一个孩子。我曾用金线创作过一幅《后臧传说》,1992年被奥地利的一家博物馆以17800美元收藏了。

  20元买了块“撒尿石”

  记:您藏品的来源是什么?

  叶:“文革”前一些长辈赠给我小佛像、小台灯;三中全会后,我下乡采风,跑遍了西藏,在萨迦地区我用皮帽子和水壶换取了一盏陶灯,后来才知道萨迦地区这样的陶灯仅存两件。上世纪80年代,八角街热了起来,当时《赛牦牛》获奖后手头有了一点钱,八角街便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后,当地的群众常常是送货上门,几乎每天都有100多人,很多人是提着水壶抱着孩子来的。这样,西藏文联的大门不得不因我而关掉两扇,员工进门都要提前打电话。当时就有人戏言“八角街搬到叶星生家里来了”。后来文联曾两次贴出布告,禁止他们送货过来,但也没有多大效果。

  记:其间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叶:很多群众的藏品一般,但因为他们是远道而来,我就决定不管是否成交,凡来的每人我都给20块钱作为他们来回的打车费。后来就发现有一家三口轮着来,白白赚去我60块钱,而藏品一件也没挑上。于是,这种慷慨施财的方法只能戛然而止。还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拿来块鹅卵石,告诉我是阿里的石头,极难得,一开口便是100元,最后我们以20元成交。他一走,就有人告诉我,那石头是小孩在我家门口捡的,还在上面撒了泡尿洗了洗!我一听,心想上当了,但还是装作满不在乎地说,石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记:据说您“抠门儿”是有了名的?

  叶:差不多是到了极致。(笑)我在拉萨的家,地板革裂了几十道口子,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家没有床,睡的是箱子。你现在看到的彩色电视机,是我来北京后单位配给我的,在拉萨我一直用的是19英寸的黑白电视,那电视先有声音,五分钟后才有图像,随之会传来劈里啪啦的声音。我看电视时坐在桌的另一边,常想要是它爆炸了我好有个躲处。

  我是个不懂爱情的人

  记:您在收藏世界里自由徜徉,甚至以皇帝自居,声称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而现实生活中您却是孤身一人。您认为爱情和收藏矛盾吗?

  叶:我的初恋对象长得很美,是1979年我到成都出差时经别人介绍认识的。后来她也进了藏,在西藏卫校读书。一次,当我出差回家后,看到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惟独不见了我装藏品的筐子。一问,才知道被她丢到我的工作室了。当我急匆匆赶到那里时,筐子还在,可是藏品已经不翼而飞了。那一瞬间,我就感到她并不那么美了。矛盾最激化的是当《赛牦牛》获了奖,我要赴京领奖。临走的那一天,她拽着我不放,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她一巴掌。我觉得自己是个不懂爱情的人,这么多年一直把精力放在收藏上,没想到,20多年前的那次放手,让我至今仍然独身。不过我并不孤单,因为我的藏品就是“三千佳丽”。

  记:现在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叶:我这个人对什么都感兴趣,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游动的状态,不能凝聚下来。前几年,我总觉得自己很年轻,常常笑谈自己是永远的38岁半,不愿进入40岁。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我一日不病就是个“坏蛋”。但从去年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有个舒适安定的家了。

  嘴说告别又买“破烂”

  记:为什么在1998年会突然决定把“第二个孩子”捐出去了呢?

  叶:保护它们太累了。我的职业决定不能天天守着它们。人在外,心却留在了家里:怕失火,怕失盗,怕鼠患。出差期间我让朋友代我照顾它们,每日打电话回去,总是叮嘱她房门要锁好,要谨防火灾,以至于朋友嗔怪我从不关心她的安危。

  记:据我所知,好像您并没有像曾经决定的那样告别收藏。

  叶:下了决心后,第二天我便带上几个助手,拿了5000元钱,准备大吃一顿,彻底告别八角街。然而,两个半小时过后,我终于又忍不住大包小包地买回一些“破铜烂铁”。于是,我的一个助手说,叶老师,您可要把打出租车的钱留下,要不咱们可回不去了。(笑)不过,对于收藏,我现在的心态是顺其自然,现在我身在北京,离西藏太远,八角街的群众也不能来给我送货了。

  记:近来在忙些什么?

  叶:西藏博物馆的三楼明年将会设立“叶星生西藏民间藏品捐赠馆”,收藏、展出我于1998年捐赠的2300件藏品。明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辟出2万平方米,兴建中国西藏文化博物馆,其中收有我的部分藏品。博物馆计划在2008年前完成。另外,明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联手中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赴西藏进行为期5年的《藏族传统工艺调查研究和有形文化抢救》工作,作为立项人之一,我自然又要忙碌一番了。

  实习记者小郁/文张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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