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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伊绯
不知道勃拉姆斯眼中的匈牙利是怎样的景象，兴许他是从孤傲的嘉雷门尼小提琴弦的震颤中感知到那个流亡中的国度。1849年的汉堡，十五岁的勃拉姆斯可能并不知道裴多菲所参与的西格什瓦尔战役，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感知匈牙利，去感知自由的流亡与查尔达什舞曲的自由节奏。虽
然他的《第三交响曲》使用了F-降A-F的字谜方式，用三个乐章书写出“freiaberfroh”——“自由——然而——孤独”的著名格言，可能会让人觉得这是他对克拉拉痛苦爱情的隐密表达，而我却觉得这是勃拉姆斯对“匈牙利”的感知总结。
没有看到勃拉姆斯去过匈牙利的纪录材料，然而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自由——然而——孤独”的破折号中传递的当然远远不止是对克拉拉的爱与友谊的两难选择；对已经进了恩德尼希疯人院的舒曼的愧疚与尊敬；对女中音歌手冯·西博尔德的没有结果的迷恋。这破折号是一种无声的连接，就像19世纪中叶建成的塞切尼链子桥，把布达与佩斯两座原本独立的城市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匈牙利图像”：布达佩斯，这一图像出现在1872年。这破折号当然又是一种有声的连接，不一定能预见布达—佩斯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匈牙利图像”的勃拉姆斯却能够将21首“四手联弹”的钢琴小曲都混合进匈牙利民族音乐的特色，成为结构严谨但却节奏自由的《匈牙利舞曲》。
有人评论说勃拉姆斯的音乐中四部交响曲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但晦涩难懂，唯有《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这有点像很多人谈到德国古典哲学时说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精深至极，但晦涩难懂，黑格尔的《大小逻辑》却条理清晰，简明易懂。但有意思的是，黑格尔的《大小逻辑》却和“古典逻辑”与“现代逻辑”一点都沾不上边，所谓的“逻辑学史”上根本不可能接纳这种黑格尔式的自由。这样的类比之后，是不是又在暗示：《匈牙利舞曲》仅仅是一种感知总结式的简单再现，而和“自由——然而——孤独”这德国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格言并无联系，勃拉姆斯与匈牙利并不像布达与佩斯两座城市一样能够有某种必然的历史因果。
然而在俄国巴尔古津诺村发掘出的一具长着虎牙的男性尸体，却把关于“匈牙利”这一图像是否能由勃拉姆斯的格言来演绎这一疑问中止了。事实上这具葬于1856年的男性尸体——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就是那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裴多菲·山道尔。这位匈牙利诗人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教科书式的标杆之前，是由伟大的苏俄人民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其著作转述出来的。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借马克思之口扬名；荷尔德林借海德格尔之笔复活一样，裴多菲并没有被历史划归到弱势群体的角落里。事实上说到匈牙利，稍有常识的人会把这位流放到贝加尔湖畔的匈牙利人挂到嘴边，不无自恋地说：“没去过匈牙利，还没读过裴多菲吗”？可是没有人会说：“没去过匈牙利，还没听过勃拉姆斯吗”？兴许，裴多菲的匈牙利与勃拉姆斯的“匈牙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就像布达和佩斯实际上也不是一回事一样。但是别忘了塞切尼链子桥，它可以完成布达佩斯的诞生，就如同裴多菲在贝加尔湖边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的婚姻一样，自由并不一定需要孤独，自由本身就不是可以抛开一切去寻找的东西。
勃拉姆斯说“自由——然而——孤独”，并不是说由古匈奴人建立的“匈牙利”王国是历史自由或者民族自由选择的结果，游弋富绕的丝绸之路与定居在喀尔巴纤山盆地，恐怕有些孤独，但却未必自由。死时张大嘴巴的裴多菲也不大可能是在高呼“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名句，倒极有可能和勃拉姆斯一样，在呼唤一个类似于“克拉拉·舒曼”的名字，是希望一种没有“然而”的自由，一种纯粹的自由。可是没有“然而”的自由却难以定义，裴多菲做不到，勃拉姆斯同样做不到，RezsoSeress这个一辈子几乎没走出过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天才——差劲的钢琴手却差一点就做到了。RezsoSeress与其女友的爱情破裂之后，在1933年写下一首充满哀愁的歌曲，名为《忧郁的星期天》（Szomorúvasárnap）。此歌的英文译名是《GloomySunday》。起初，作者试图出版这首歌曲时遇到了些许麻烦。一位出版商曾说：“（拒绝出版）并非因为它是一个忧伤的调子，而是因为该曲之中流露出的那种魄人心魂的绝望情绪，我以为这对任何听者均无益处。”这位出版商的担忧是对的，寻找没有“然而”的自由是没有希望的，纯粹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绝望。后来，这种绝望交替上演，在匈牙利，相当多的人赴多瑙河投河自尽时手里总是抓着《忧郁的星期天》的乐谱；在柏林，有个年轻店员上吊自尽，其脚下飘落着一张此歌的歌谱抄件；在罗马，一个报童在街上听到乞丐哼唱《忧郁的星期天》的曲调时，从临近的一座桥上跳河自杀；在纽约，一位漂亮的女打字员采用煤气中毒的方式自杀，并留下了遗书请求在她的葬礼上播放《忧郁的星期天》；在法国，甚至有家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专门请灵学家来研讨这首歌的影响。由于这些可怕的自杀事件，英国BBC电台曾经禁止播放此歌，美国的广播网络也随即效仿这一举措；华盛顿的参议员StevanCarl呼吁将《忧郁的星期天》列为禁歌。1968年冬季一个寒冷的日子，RezsoSeress带着“自由不要然而”的格言，在年近七十岁之际跳楼自杀了。没有看到他逝去的更多报道，他没有在塞切尼链子桥上结束生命，也并非有什么格言式的因果关系，他为“匈牙利”创造了那忧郁的一瞬，也是自由的一瞬。
其实无论是布达佩斯、塞切尼链子桥、匈牙利；还是裴多菲、勃拉姆斯、RezsoSeress，在主体和它的身体、它的世界或社会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都是难以理解的。创作《匈牙利舞曲》、在1848年吟颂革命、因为失恋而创作《忧郁的星期天》等等，自由在所有行为之内，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勃拉姆斯为爱上克拉拉而羞愧时），我们都能说：“这里有自由”，因为自由的行为应清楚地显现在不是自由的或自由程度很低的生活背景中，它才能被发现。自由无所不在，也可以说，无所在。既然我们不必创造自由，自由就是为我们而被创造出来、没有天赋的一种天赋，这种没有本质的意识的本质，在任何情况下，自由都不能在外面表现出来，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么，即使是在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中，也只能是一种在内心中感知的自由——一种孤独的自由；那么，无论是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人，无论是定居的还是流亡的人，面对类似于“匈牙利”这样的地理名称，就始终是“自由——然而——孤独”。
（蕥 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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