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于政治与艺术的剧作家(图)_影音娱乐

平衡于政治与艺术的剧作家(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1月16日11:10 新京报

　　由于“十七年”的时代环境，任何艺术家都不可能脱离政治单纯地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艺术，所有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例外地要为政治服务。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期，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号召电影要创“四好”（即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好）。“故事好”成为了被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而“典型人物”的塑造，更是关乎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所以电影编剧的作用犹如在钢丝上玩杂技，既要把握平衡，还要表演精彩。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夏衍创作批评、言论风采及思想启蒙式的痕迹，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代表作为《祝福》、《林家铺子》。

　　夏衍（1900-1995）：

　　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面旗帜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电影而言，夏衍在一定意义上称得上是一面旗帜，其创作批评及言论风采或思想启蒙式的痕迹，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

　　在95年的人生征途上，夏衍创作了大量的电影和话剧剧本，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改编的《春蚕》，还是五六十年代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和《憩园》，都是颇具特色的优秀之作，尤其是《祝福》和《林家铺子》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夏衍曾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高。”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桑弧导演的《祝福》中，创造性地丰富了作品的细节和生活环境，使熟悉原著的观众都信服地统一在了银幕上“这一个”祥林嫂的艺术形象上。而在《林家铺子》的小说原著中，茅盾把林老板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夏衍认为林老板应该是一个“双重人”，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更立体化和复杂化，使得观众拥有了更为清醒的审美。从小说到电影———创造性的形式转换，不仅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主旨，还完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从而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改编实践的“范本”。

　　夏衍出版过电影理论文集，其中《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被公认为中国电影剧作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更以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创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电影改编理论。

　　经典作品：《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

　　于敏（1914-）：

　　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的编剧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之际，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桥》摄制完成，该片幸运地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正如于敏回忆旧事时所言“新中国之有其第一部影片，这是必然的，《桥》碰到这个点上则是偶然的。”

　　现年90高龄的于敏老先生1938年后曾任延安新中华报记者，鲁艺戏剧系教员，山东大学的讲师。1946年离开延安，同老友田方、王滨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1947年初，主持东影的袁牧之和陈波儿提出“试拍”故事片。决策一定，大家自愿下部队、下农村、下工厂，于敏选择写“工人阶级题材”，这部由好友王滨执导的影片公映后受到电影界内外的肯定与赞扬，平易质朴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电影的艺术风貌。

　　于敏另一个剧本就是《赵一曼》，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而在线索极少的情况下完成一部人物传记片，需要的不是概况而是具体的细节，于敏老先生坦言“《赵一曼》的创作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导演从手里接走的是一部自己并不满意的剧本”。

　　如契诃夫所言“我端给你的是红茶，不要在杯子里找啤酒”，早期的电影剧作在色香味上欠佳，但却是我国影人献上的第一杯。于敏后来著有多篇文学长篇以及报告文学、电影论文集，70年代末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赋闲在家，去年出版60万字文集《银幕外的声音》。

　　经典作品：《桥》、《赵一曼》。

　　黄宗江（1921-）：

　　文人、艺人亦剧人

　　在同时代不少的老电影人均处身寂寞的今天，年过八旬的黄宗江仍然是一位比较活跃的老艺术家，离休于八一电影制片厂，现为中国作协、剧协、影协会员。这也正对应着他在《黄宗江———文化人影记丛书》中所说“我乃一文人、艺人，准确些说，一剧人也。”在赫赫有名的黄氏兄妹中，黄宗洛和黄宗英所塑造的银幕形象早已为众多观众熟悉，而黄宗江多是以剧作家的身份被世人熟知的。

　　黄宗江就读南开中学时成为剧社的骨干，漂亮倜傥的他演男角亦演女角，被誉为南开中学继周恩来、曹禺之后男扮女角的最佳演员。但他成为职业演员，却是1940年以后，在重庆时，黄宗江、蓝马、谢添、沈扬同被誉为重庆“四大名丑”。解放前夕，黄宗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结束了舞台生涯，专攻电影。

　　1957年，黄宗江与别人合编的《柳堡的故事》、《海魂》等影片都是叫好又叫座的佳作。1958年起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然而黄老的扛鼎之作，则是电影《农奴》。他先后多次奔赴西藏体验生活，最后花三年时间完成了《农奴》。这部力作不仅是黄老的压卷之作，而且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文革”后，黄宗江相继创作的电影剧本有《柯棣华》、《秋瑾》等。1982年被聘为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今年出版随笔合集《读人笔记》。

　　经典作品：《柳堡的故事》（黄宗江、石言合作）、《海魂》（黄宗江、沈默君合作）、《农奴》。

　　李凖（1928-2000）：

　　文坛、影坛多面手

　　1953年，李凖因为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触及到防止翻身后的农民两极分化这一尖锐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全国三十多种报纸、十多家刊物加以转载，从此一举成名。之后共发表五十多篇小说，近二十部电影文学剧本、两部散文集。曾担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等。

　　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李凖是真正的多面手，是同时在小说和电影两条战线上作战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电影《李双双》就是他剧作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李双双”的扮演者张瑞芳回忆演这部影片时强调剧本中的语言相当精彩。李凖说过“我写人物，主要手段就是细节和语言”。所以他任编剧的片子几乎部部打响，《老兵新传》、《李双双》、《黄河东流去》、《牧马人》、《吉鸿昌》等精品佳作，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力作。

　　经典作品：《李双双》（获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电影编剧奖”）、《老兵新传》。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民间视野的关联与悖离

　　夏衍年轻时很佩服五四倡导的理性、民主和科学，后来到日本留学，又啃读了不少理论，对一些概念“主义”可谓耳熟能详。但是，在年轻的夏衍身上有股迷人的气质，回到国内，他虽以社会教育与革命为职志，却不可避免地混合了活力十足和漫不经心的气息。他进舞厅、咖啡馆，看电影，做电影编剧，当记者，写时评、杂文，以心传心，或直接或模模糊糊地展现着一种民间的立场与性情。

　　可是解放以后，情况就和先前的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左。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经创作了《狂流》、《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同仇》、《自由神》、《压岁钱》等电影作品，既与主流价值抗争，又成为文化表演的另类形式，使都市观众惊喜赞叹。到解放前后，身居领导岗位，他创作电影作品就直觉涌起距离之感，显示某种主流化的趋势。1949年，他编写《恋爱之道》；1952年，他创作《人民的巨掌》；1959年，他与水华合作，将陶承《我的一家》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1965年，根据小说《红岩》改编成《烈火中永生》。他的其他一些在旁人看来有些另类的电影改编作品，如《祝福》、《林家铺子》、《故园春梦》，其实也是如磁石般地吸向那个时代，透露出强烈的政治与阶级的“思维”。

　　在谈及《林家铺子》的改编时，夏衍说：“在当时，为了要组织起‘抗日救国’的全民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受到压迫较重的中小工商业者，主要的还是要引导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不能把锋芒集中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我们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都能够了解到当时的环境，可是，当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而在今天放映的时候，观众就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对《林家铺子》里的人物做出应有的阶级分析了。对此，我在征得了茅盾同志的同意之后，对林老板这个人物的性格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我把林老板这一类人物处理成‘对豺狼是绵羊，但是他对绵羊则是野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我想，不把林老板写成一个十足的老好人，不让今天的观众对林老板有太多的同情，应该说是完全有必要的。”这种改编的观点和塑造人物传达人生世情的方法，注入时代政治环境的因素，远离了民间的视点，是在为新意识形态服务，它有历史为之辩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电影需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夏衍真诚相信的创作理想。但是，他在转变身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像个演员在饰演别人分派的角色时，他也会努力由百姓观点、被压迫者的观点，表现并关注他们的失望、愤怒、惋惜、苦恼、焦虑、希望，把一部影片转化成一首诗篇。

　　夏衍以及他那一代电影文学作家，演示的是一种围绕在一个符号里的旋律，再往前迈进，则其实仍和民间视野存在关联，而曲折显示出电影的选材取向与主旨精神的显影表达，并最终决定着自己真正的精髓。说到底，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所要求表现的，正是那种蕴含民间的边缘立场的人物和真实，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因此也才可能更能打动人心，同时也在记录并彰显着社会或个人气质的微妙变迁。

　　丁亚平（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报料线索一经采纳，奖金至少百元，还将进行线索评奖，奖金最高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