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生：开启艺术形态的新时代(组图)_影音娱乐

袁运生：开启艺术形态的新时代(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1月26日11:39 新京报

　　他创作了“首都机场人体壁画”他的命运随着壁画的命运一波三折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大胆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艺术界将机场壁画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政治层面。《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明的纱衣。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直到1990年，这堵假墙才被拆除。机场壁画与袁运生的曲折命运折射着转型期艺术的处境与观念的变革。

　　“现代的中国文化缺少整体性。文化史因此充满各种偶然。外来因素独领风骚，一次展览甚至一幅画便可影响一个时期的风潮。”袁运生说，“机场壁画本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但受到这幅壁画命运的影响，这场运动随之走入低谷。”机场壁画的探索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

　　以下为袁运生口述记录。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创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时期的袁运生。李晓斌摄

　　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美术创作成果。

　　画家的转机：云南写生

　　1957年7月，二年级暑假，我去海岛体验生活，那会儿报上常鼓吹鸣放，没机会大鸣我只和亲密的朋友小鸣，常有即席议论。谁知道被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学生右派。

　　头两年因为问题性质不那么严重，所以继续跟着上课。只不过，学校的脏活累活全要右派干。我当时和比我大两级的朱乃正、傅小石关系特别好。我们几个右派经常被派在一起劳动改造。有一回叫我们打扫图书馆。我们却在那三个月，乘机把图书馆里的日文画册研究了个遍。要不是右派反倒没这个机会了。

　　1960年，我被扣上个拒绝改造的帽子，和同样被打成右派的美院老院长江丰等一同下放到双桥农场劳动，在劳动的时候画不了画，只能在放羊的时候偷偷画点素描。不过现在回想，下放劳动这两年，比上课开心多了，被打成右派反倒叫我交上了好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我那时和江丰、李宗津、王炳召等住在一个房间，劳动回来大家无所不谈，夜里就一块海阔天空侃艺术。

　　1962年，我重新回到学校，完成毕业作品《水乡的记忆》。我画的是当时在江南常见的集市场面。采用了中国式的白描手法。董希文老师很欣赏这幅画。但左派们却大做文章。说我丑化工农兵形象。不是苏式的画法，要给我的毕业成绩打二分。虽得到一些知音，胳膊也扭不过大腿，我离开北京去了长春。分配到文化宫画些宣传画。白天人家让我画什么我画什么，晚上才能做自己的事。长春的条件很艰苦，5口人住15平米的小平房，根本不可能再搞创作。跟美术圈也基本断了来往。只和董希文、张仃、朱乃正等保持着点联系。去北京看他们的时候，也会带几张自己的画过去。所幸我在单位的上级市工会主任贺瑛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最困顿的时候经常帮助我。我这个摘帽右派在这十几年中，居然得到了三次远行写生的机会。

　　最长的一次是在1978年，当时，云南想出版一本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在一起的画册。因为有贺瑛支持，为云南出版社画一套组画。好朋友费正送给我仅有的几百块钱，买了颜料、宣纸，还做了一个90公分高，60公分宽的大木头箱子。里面放了6张三合板分割成的18块油画板，用担子挑着去了云南。在云南8个月，我画了很多油画，白描人像，大量风景写生，这些画在客观上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那张壁画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批白描作品出了本画册，在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这部画册居然成为中央美院国画系的教材。有的地方，可能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就在我在云南写生的同时，接到张仃先生的一封电报，要我去北京一同创作机场壁画。

　　“泼水节”壁画：在“秘密”中绘成

　　首都机场航站楼是文革后北京最重要的工程。机场壁画的任务主要交由工艺美院，由张仃主持。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张仃就很关注我的画。他对我这个学油画的学生醉心于白描很吃惊，我们之间产生一种艺术上相知的亲切感，所以想到邀我加入。

　　在云南的写生恰好为我创作机场壁画提供了素材。我选择了傣族最具代表性的“泼水节”。“泼水节”的传说很有趣：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个恶魔统治着傣族人的地方，可以随意抓走年轻漂亮的傣族姑娘作妾。没有人能制服它。恶魔只有一个弱点，只有用它自己的头发才能割下它的头，他最小的妾十分勇敢，灌醉恶魔，割下了他的脑袋。但是，恶魔的脑袋不能乱扔。否则，还会长成一个新的恶魔。于是，与小姑娘一同杀死恶魔的姐妹们一天天轮流把恶魔的头颅抱在怀中看守。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傣族人每年用水清洗她们被魔鬼肮脏的头颅玷污的身体。

　　这就是泼水节。我的画作其实就是表现这个传说。可是，要画沐浴的场景，人是不能穿着衣服的。为了通过审查，我在草稿上一直多画了条线，这样看上去就成了穿着衣服的。在壁画就要完成的时候，我偷偷把线去掉，完成了裸女。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记得当年的李瑞环是总指挥，壁画的事归他管，他化解了一些头头儿们因画中有几个裸体怕出事的紧张心态，他说等小平同志看了再说，小平同志看了说道，“我看可以”。就这样《泼水节》展出了。

　　机场壁画问世后，引起巨大反响。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来看壁画的上到将军，下到普通百姓，我们每天应接不暇。在文代会上，人们给机场壁画很高的评价，将它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国后最重要的美术创作成果。

　　“泼水节”在宣传中成了改革开放的标志。这么大的影响是我所始料不及的。随后，中央美院成立了壁画系，我转入壁画系任教，当时，我感到，艺术的春天真的来了。机场壁画掀起了一场不可阻挡的壁画运动。但谁也没想到，有人开始拿机场壁画做文章。

　　节外生枝：裸女穿上透明纱衣

　　壁画文章越做越大，终于演变成政治问题。一位美协领导多次提出撤掉“泼水节”。但在美协一把手江丰及许多领导的反对下，“泼水节”终于艰难地保存了下来。

　　但是，为平息矛盾，三个裸女的身前竟被蒙上一层薄薄的纱衣。参观的人们可以透过纱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开纱衣一窥究竟。最后用木板将有人体的这部分封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壁画创作受到很大影响。连一个普通的科长都可以干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家们只好创作些相安无事的作品，艺术创作重新变得平庸流俗，壁画运动后继乏力，很快为“市场”

　　所收编。因为怕担责任，没有人敢叫我去做壁画。我基本处在无事可做的状态中。后来，连江丰都因为这件事受到冲击，我有些万念俱灰。

　　1982年，8月，我应邀访美，同时接受几所大学邀请做访问艺术家，时间会比较充裕。同时，我想充充电，思考一些根本问题。我带着强烈的失望心情离开了中国。

　　在我出国后不久，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1990年，我哥哥袁运甫带领一群工人为机场壁画涂进口的保护液。遇到假墙工人觉得麻烦，也没请示谁就把墙拆了。裸女就这样重见天日，她的色彩显得比周围壁画的色彩都要新。这真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结局啊。2002年，机场航站楼装修，许多媒体关注机场壁画的命运，呼吁留住机场壁画，但并没得到机场呼应。我一直以为壁画就这样被拆掉了，谁知，航站楼装修后，壁画还是保存了下来。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吊顶的缘故，泼水节的顶部被盖住了50公分。张仃的壁画前则安了个大影壁。袁运甫的壁画前巨大S型的隔间，挡住近三分之一的画面。机场壁画完全成了一次装修的牺牲品。如今看来，机场壁画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各时期的镜子，折射着文化的尴尬处境，它的命运令人啼笑皆非。

　　口述：袁运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

　　采写：本报记者张映光报料线索一经采纳，奖金至少百元，还将进行线索评奖，奖金最高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