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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外貌、外形、神情、神态极具“韩国特色”的韩国演员，扮演土生土长的“土八路”，而且还是唱主角，无疑成了电视剧《记忆的证明》的一处硬伤；而由中日韩三国演员，扮演祖孙两代，将人物之间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切割得支离破碎，导致主角“国籍混乱”，“身份不明”，显然是此剧的另一处硬伤。但与此剧所取得的成功之处相比，这只不过是白璧微瑕、美中不足罢了！
《记忆的证明》所选择的题材，令人肃然起敬。在以“生产快乐”为时尚的当下，荧屏到处莺歌燕舞，即使涉及到侵华题材的作品，无不是戏说成风，没个正经。而这对于一个曾经沧海、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实可谓“将屠夫的鲜血，化为淡淡的一笑”。《记忆的证明》将那段生灵涂炭的民族耻辱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每个观众的面前，不仅让人重拾过去的记忆，重温民族的痛史，而且还如同一剂清醒剂，给人警醒，让人真正领略到悲剧的力量和悲剧之美。
其次，此剧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简单化、表象化地向观众“展览”劳工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着力刻画战俘所受到的那种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而这远比肉体上的摧残，更令人心悸。国民党上校团长周尚文，义正辞严地指控冈田总监，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冈田不由分说地抡起鞭子，朝他脸上鞭去，而且还嘲讽道：“当你放下武器的那一刻起，你就不配谈自尊和尊严。”字字句句，像锋利的尖刀，刺向这位自尊而又清高的国民党军官的心头。周尚文告诫他的部下：“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去！”但活下去的代价，就是被他视为比生命更可贵的颜面和尊严。此时此刻，观众十分“感性”地感受到那颗高傲的灵魂，被肆意践踏的切肤之痛。而以往的同类角色，往往被概念化、脸谱化地处理成贪死怕死的可怜虫。
剧中对日本官兵精神层面上的深入挖掘，也令人耳目一新。在揭露日军暴行时，无不让人感到，这并非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结出的怪胎。把活人当靶子的山花隆美一番“真情道白”令人心寒：“我母亲希望我能够把名字刻在靖国神社的墙上。”母亲、母性，理应是伟大和仁慈的代名词，而这位日本母亲，在军国主义的荼毒下，竟变得如此邪恶和丧心病狂：不仅教唆儿子屠杀无辜，甚至欲以亲生骨肉的性命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荣誉。(罗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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