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半生为人一世逐美(图)_影音娱乐

徐晓：半生为人一世逐美(图)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12月23日09:03 新京报

　　《今天》诗刊重要参与者徐晓回忆旧人旧事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上图为2001年的徐晓。她坚信：“上帝只救能够自救的孩子。”图片提供徐晓

　　徐晓带着她即将出版的书稿与我见面。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意识到它的分量。我一直告诫自己，要谨守“零度”的姿态。两周里，在地铁列车行进的间歇，我一页一页翻看书样，感动一阵阵向我袭来。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消化着那个时代的激情、真诚和泪水。这一点，可能连徐晓都无法理解。

　　徐晓不是《今天》的发起者，她是那个时代，许多饱含着虔敬之情的青年之一。也许，她比某些被那个激情年代卷向空中的弄潮儿更坚定地追寻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梦想，直至今日，依旧不悔。

　　1973年，徐晓邂逅了赵一凡。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赵振开的诗。从此，她人生的轨迹彻底改变了。1975年，徐晓与赵一凡一起因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1979年初，她成为《今天》的一员。

　　徐晓编辑出版过多部影响巨大的书籍，其中她最为满意的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

　　“徐晓做过很畅销的书，几年前那本卖疯了的《逆风飞扬》就是她做的。”我的一个熟悉出版圈的朋友对我说，“但是，她一直也没成为那种呼风唤雨似的人物，因为她真正想做的书往往赚不到钱。”就在上个月，徐晓帮助出版了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

　　人们喜欢论资排辈，徐晓并不功勋卓著。但我却觉得，她是一个真正具有“今天”精神的人。

　　以下为徐晓口述记录：

　　为我打开那扇窗子的人

　　我儿子喜欢摇滚，但我一直不赞成，因为我听说摇滚总和吸毒联系着。可有一天，儿子强拉着我看一场摇滚演出VCD.他看着看着，竟哭了。这泪水叫我一下子想起了什么，那是年青的时候才有的感觉。我明白了，再也没干涉过他。

　　我是70届初中生，毕业以后当了老师。这之前，我一直是乖孩子。小学二年级，文化宫朗诵班招生，1000多小孩参加考试，我也去了。当众背了篇课文“我爱我的红领巾，就像爱我的生命，它是红旗一角，它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那个班只招20多人，我就被招上了，是班里最小的。从那以后，我就特爱好文学。

　　中学时代，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学毛选、做好事。放学时不回家，等同学们都走光了，从书包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螺丝刀，把教室的椅子一个个翻过来拧紧松动的螺丝。那时候，我每天都能找到自己在白天犯的错误，供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写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时自我批评用。后来，我积极入党，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没入上党我还哭过鼻子。

　　认识赵一凡那年我18岁。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因为他自学成才，而是因为他古怪和独特。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出的腼腆而感到吃惊的。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报刊杂志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自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了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有分类记号。

　　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在一凡那里，这些全被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记得最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

　　一凡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信件时，发现了他写于1977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全权处理。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当废纸卖掉了。

　　一凡当年那个圈子可谓怪杰云集。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这些人，现在看来，就是“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

　　那是一段迷惘的时期，工作后，我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但一凡却在这时为我打开了一面窗子，我用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向外张望。我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尽管那时我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感觉。我迷恋起写信，给一凡写，给远在外地的志同道合却未曾谋面的朋友们写。在给一凡的信中，我写道：“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触动……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许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结识了你，但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这总比麻木要好得多。”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信件会为我带来什么。

　　从“罪人”到“英雄”

　　1975年1月28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看守所。

　　因为那些信件，我们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一凡一同被捕入狱。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入狱后我进的第一个号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公公强奸后把公公杀死而坐牢的农村妇女，另一个是北大附中毕业的老三届学生，姓宋。开始我每天被提审，白天晚上连轴转，号里开饭早，我回来时小宋总是把给我留的饭菜用碗扣着，而我常常端起碗就掉下泪来。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我们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碰巧看到我的名字。

　　出狱后，我与一凡经常相互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讨平反的事情。一凡身体不好，就在家写材料，由我去落实。我那时在工厂砸铜桩。为了跑平反，经常泡病号。为了开病假条，我吃麻黄素，用脚使劲撑着地量血压。因为，听说这样可以使血压变高点。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终于在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我们一下子变成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

　　那本杂志与我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太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以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他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我很快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风头。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等人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人的诗。振开于是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

　　同时，全国多所高校派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联合创办了《这一代》，我作为北师大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今天》一共发行了9期，停刊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这在民办刊物中是最长命的。

　　我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工作。但工作半年，我就病倒了。因为我的特殊背景，单位把我退回北师大。从此，我四年多没找到正式工作。

　　1988年，一凡离我们而去。

　　口述：徐晓（部分资料援引未付梓书样）

　　采写：本报记者张映光

　　链接

　　徐晓《无题往事》

　　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徐晓《无题往事》一文回忆了她与一代奇人赵一凡的交往。多亏了这篇文章，我们才得知，最早数期《今天》诗刊的全部作品皆由赵一凡一人提供抄本，因为当时连作者本人都不敢保存。《光明日报》打算公开发表遇罗克《出身论》时，也遍觅不得，只有赵一凡能提供抄本。此文文笔素朴，深情内蕴，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文献。赵一凡以虽残之身、不残之心保存了历史，而徐晓作为赵一凡全部收藏的指定继承人，不负所托地保存了这段保存历史的历史。摘自《齐人物论》

徐晓：半生为人 一世逐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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