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梅：像荷马一样孤独(组图)_影音娱乐

陈中梅：像荷马一样孤独(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1月04日11:22 新京报

　　从希腊原文译出《荷马史诗》填补古希腊文化研究空白

　　记者手记

　　陈中梅先生是我做“个人史”版面的记者后采访过的最年轻的学者，却是研究最古老的西方文化源头的专家，也是我所接触的学者中最离群索居的一位。

　　采访那天，正是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们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聊了4、5个小时，其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我解释“秘索思”的概念，他说光靠“逻各斯（logos）”理解西方是片面的，实际上西方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过多地强调逻各斯，而诗歌，神话，故事，宗教都可以归结到Myths（秘索思）。

　　注：“逻各斯”是“逻辑”一词的音译，这是传统上理解西方文化的最基本概念，而陈中梅提出的“秘索思”概念则带有更多神秘主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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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出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北欧及希腊罗马研究室主任，从事古希腊文学、哲学研究，目前正进行《荷马史诗研究》的写作。已发表专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和《从物象到泛象—————开辟文艺研究的新视角》。译注并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陈中梅部分翻译作品。

　　回祖国失小家

　　陈中梅先生以翻译荷马知名，读者往往能从他的译笔中读出荷马笔下命运的力量，或许这和他本人的生命经历有些关系。

　　我和儿子有12年没见了，他现在在美国，跟着他的妈妈、我的前妻。我回国的时候，他才4岁半。

　　其实要见儿子也不是那么困难。去年我又到美国的时候，知道他就在离我不远的一所学校。我通过朋友找到当地的牧师了解到孩子还好，我就放心了，没有去见他，因为他妈妈不想再与我联系，既然如此，我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吧，只要孩子好就行了，等他大了，如果他自己有这个愿望再说……时间久了倒还好，不过我工作一忙就什么都不想了，工作真是个很好的解脱办法，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都能忘掉。

　　1991年到1993年对我来说如同炼狱，感情上的折磨很厉害。我这个人不会主动提出离婚，我的前妻其实也是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女人，我们的分歧在于回不回国。这种每天的争吵，既是精神的折磨，又是生活的拖累，一个人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还能做什么？

　　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因为1985年我是拿着公派的钱出去的，我一定要回国。即使我后来转成自费的，继续读博士和博士后，也只是想多学几年，学完之后我就走。她当初随我去美国时也没有留在那儿的打算，她是一点点变的。

　　本来，留学生连在美国读书都不能磨磨蹭蹭，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拿到学位然后回国，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批留学生只要申请就可以马上获得绿卡。

　　这种客观上创造的条件鼓励了很多中国人留在美国，可能是周围的人对她的影响，她也不愿意回国了，每天都跟我争执，但她说服不了我，哪怕离婚我也要回去。

　　现在国内外的城市感觉差别不大，但当年我们出去时中美差距非常大。我出去前每个月挣70多元，出了美国机场看到高速路、高架桥都觉得很稀奇。我回国的那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还当作一件大事，专程从华盛顿赶来给我送行，我现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是他们帮我联系的。

　　追寻古希腊文明

　　陈中梅先生似乎很看重命运。翻译荷马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他却能坚持下来，或许真的是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支撑他。

　　人的基因在出生时就注定了，按古希腊人的说法就是命运。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但父亲一直说要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他们大约知道我虽然不善于进行语言的表达，但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自认有潜力做研究，没有人像我有那么大的兴趣。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长处也要有判断，我对自己的研究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的。

　　我去美国时，目的想进修英国文学，只是学了一年的莎士比亚之后，我开始对西方古典文论、戏剧感兴趣，尤其是古希腊的悲剧。我觉得悲剧研究的潜力很大，它包含深刻而永恒的人文、宗教思想，既古老又现代，于是我考了博士，又跑去选修古希腊语。

　　在美国一个学校也就十几个人学希腊文，大部分还都是美国人。那时我每天晚上做作业睡得很迟，有时候两点才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起床，八点钟赶去上课，下午还要去打工，天天如此。那年冬天，美国下好大的雪。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第二年才稍微好一点。

　　读博士后时，我就开始从希腊原文翻译《伊利亚特》。翻译程序必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它翻译出来，像居里夫人说的那样，人能从研究中寻找到乐趣，但这并不等于说她没有苦闷的时候。

　　你要牺牲一切个人利益，要排除各种干扰，要限制游玩的时间，要克服很多很多困难，有时候仅仅是书里一点点问题，就要查很多资料。这个常态的过程充满了痛苦，脑力、体力和心力的三重付出，对人的意志力是极大的考验。

　　在美国那些年，我在感情上受到的折磨是最大的，还要带孩子和养家糊口，有时候沉浸在翻译中，反而能暂时忘却烦恼。我确信我是适于做研究工作的，因为有了这个坚定不移的志向，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中断过研究。

　　我崇敬荷马

　　陈译《荷马史诗》曾经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影响颇大。可有多少人知道后来的译林版是陈先生完全重译的？很多买书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读完这两本书，而陈中梅却翻译了两遍。

　　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去阅读《荷马史诗》的，荷马对后世的影响就像孔夫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一样，他影响了罗马，罗马又影响了西欧。

　　怎样在翻译作品时把这种史诗的悲剧精神体现出来，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作为译者，当然你必须要有潜质，能理解原作者的感觉，你们之间是相通的。

　　荷马是希腊人，但他可以赞美敌人特洛伊人。他不是描写你死我活、正义压倒邪恶的战斗，这和我对世界的理解一样，我总是希望在敌对中看到共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荷马比莎士比亚站得要高，翻译荷马史诗需要博大的胸怀去理解他。

　　我为什么崇敬荷马？因为他对战争和英雄情怀的描写，能让你超然于世界，进入他描述的世界，是一种难得的美的享受，我相信他描写的不一定完全真实，很多都是虚构的，这也是文学的魅力。

　　《荷马史诗》我翻译了两遍，回国前，我在合同到期的最后一天把稿子寄给花城出版社，当时的翻译更注重文学上的可读性。1997年我跟译林出版社要求重译，因为我意识到如果追溯西方源头，都要研究荷马史诗，它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研究文本，对其他学科有参考意义。

　　重译时我给它加了大量的注释，并标行便于人家引用。

　　而且第二版的译本与第一版几乎没有一行是完全一样的。荷马史诗本来是不押韵的，但节奏感很强，可如果中文也写成这样，就变成自由诗了，失去了节奏感。所以第二次译本就变成韵文体，用一些填词的方法形成节奏，让它读起来更有英雄史诗的韵味。出版社的编辑说：“我是念着编辑荷马史诗的。”

　　把研究当作生活

　　陈中梅先生提出的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以前的翻译家都更像是文人，而现在我们应该向学者型过渡。”不过从学术的意义来说，走好这一步并不容易。

　　从我20岁到50岁，这二十年里没有星期天。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或许是值得提倡的，或者说应该如此，但对普通人来说，他不应该，或者说不会如此。

　　我是一个特殊的情况，那种每到过年都要聚一聚的朋友我几乎一个都没有，我没有时间与人交往。我不希望人家都跟我一样，我自己只能这样了，好像感受到一种使命感。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可接受的生活，只是各方面的条件凑在一起，或许需要我这样做。

　　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对于“使命感”在理解上有些微妙的变化，因为研究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要达到什么目的，不是说我做到什么结果了就可以享受生活，而是我喜欢做，我就做了，我相信只要我的身体能支撑，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有的人认为，享受生活就是和家人一起购物、看电视，和朋友聊聊天，其实不一定，生活享受应该是在常态中，譬如我有时候累了，躺下去就觉得很舒服。我并不是像苦行僧，我愿意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权衡之后的选择。

　　我排除了很多干扰，推掉了很多会议，就是想把“荷马史诗研究”这个大项目拿下来。一般的项目，五年大概是二十几万字就够了。但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做出了一百多万字。

　　在美国时，我只觉得自己回国无论做什么都是填补国内空白，没有意识到我能做更大的事情，其实包括我现在做的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并不是在做填补空白的事情，而是从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结构和眼光来给世界提供一种研究思路。

　　有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探讨：我觉得以前的翻译家都更像是文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这是历史造成的结果。而现在我们应该向学者型过渡，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软学术向硬学术过渡。

　　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界需要有人在本源上进行开发，不仅要翻译《荷马史诗》，而且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如不出意外，我的“荷马史诗研究”项目在2005年底应该能出版。

　　采访/摄影本报记者刘晋锋